山东省消防条例(2004年)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消防条例
1998年11月21日山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7月30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山东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消防管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公民人身和公共财产、公民财产的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坚持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实行防火安全责任制。
任何单位、个人都有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灾、报告火警的义务。任何单位、成年公民都有参加灭火工作的义务。
第四条 消防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及其消防机构实施监督管理。
军事设施、核设施、矿井地下部分的消防工作，由其主管单位负责监督管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消防工作的领导，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教育、劳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公民经常进行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消防安全意识。
每年十一月九日为全省消防安全宣传日。
第二章 消防设施
第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建、公安消防、计划等部门编制包括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车通道、消防通信、消防装备等内容的消防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组织有关主管部门实施。
消防站的规划用地，未经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和公安消防机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
公共消防设施由城建、公用事业、电信等部门分别负责建设和维护，公安消防机构负责验收、使用。
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不足或者不适应实际需要的，公安消防机构应当督促有关主管部门增建、改建、配置或者进行技术改造。
第七条 城市消防站应当按照四至七平方公里保护范围、接警后消防车能在五分钟到达责任区边沿的规定，布局建设。
高层建筑、古建筑、地下工程、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产储存企业比较集中的城市和有大型海、空港的城市，应当建立具有处置特殊火灾、毒气泄漏等灭火抢险功能的特种消防站。
第八条 城市建设供水工程应当按照规定建设消防供水管道、消火栓、水池
、水井；消防供水管道的管径和公共消火栓间距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公共消火栓的数量达不到规定标准的，应当限期安装；移动或者拆除公共消火栓，必须经当地公安消防机构同意。
第九条 城市街区道路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建设，保证大型消防车通行；有地下管道和暗沟的，必须保证承受大型消防车的重压。
第十条 城市应当建设先进的火灾报警和消防通信指挥系统。大中城市的消防指挥中心应当配备由计算机控制的火灾受理、消防通信、自动消防设施监测遥控等自动化系统，保证灭火抢险的统一指挥。
城市电信部门应当保证市话分局与消防指挥中心之间设置两对以上的火警通信专线。
消防指挥中心与各消防站和供水、供电、急救、交通管理等部门之间应当设置火警调度通信专线。
第十一条 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的建设和维护资金，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属固定资产投资范围的，列入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保障预防火灾和灭火救援的实际需要。
成片开发和单位投资建设给水管网，同时建设公共消火栓的，公共消火栓建设资金由开发和投资单位承担，其维护费用由管理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消防设施和器材完好、有效。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标准设置火灾自动报警和自动灭火装置，落实值班操作人员，与具备建筑消防设施维修保养条件的企业签订维修保养合同，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功能检验，确保其正常使用。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消火栓，占用防火间距；不得锁闭安全出口，堵塞疏散楼梯、消防通道。
城建和公用事业等单位在修建道路以及停电、停水、截断通信线路时，有可能影响消防队灭火救援的，必须事先通知当地公安消防机构。
第三章 火灾预防
第十四条 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以及居民住宅区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建立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火灾预防工作责任制，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消防安全职责，并对职工、师生、村民、居民经常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做好火灾预防工作。
第十五条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将下列场所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一）重要的国家机关驻地；
（二）广播、电视、电力、邮政、电信、金融等重点部位；
（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
（四）大中专院校、重点科研单位；
（五）车站、机场、码头；商场、集贸市场、宾馆、体育馆、影剧院、歌舞厅、医院等公众聚集场所；
（六）高层和地下的公共建筑；
（七）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销售单位和可燃物资集中的大型仓库、堆场；
（八）其他具有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或者一旦发生火灾可能造成人身重大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场所。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将已确定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报当地人民政府备案，并加强消防安全教育，定期进行监督检查，督促其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第十六条 在具有火灾危险的车间、仓库、娱乐场所等建筑物内，不得设置员工集体宿舍。已经设置的，应当限期整改；确有困难需继续使用的，须经公安消防机构批准，并采取必要的消防安全措施。
第十七条 生产、储存、销售或者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应当落实相应的通风、防火、防爆、报警等消防安全措施。
第十八条 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场所，必须执行国家有关消防安全规定。禁止携带火种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场所。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擅自使用明火或者爆破作业。
第十九条 生产、储存、输配燃气，必须按照规定建立消防安全制度。动火作业应当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并在作业点周围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第二十条 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进行设计，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报送公安消防机构审核；未经审核或者经审核不合格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发给施工许可证，建设单位不得施工。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需要变更的，应当报经原审核的公安消防机构核准；未经核准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变更。
建筑工程竣工时，必须经公安消防机构进行消防验收;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二十一条 体育场馆、歌舞厅、影剧院、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等公众聚集的场所，必须在使用或者开业日的十五日前，向当地公安消防机构申报。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在接到申请后十日内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经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或者开业。
第二十二条 举办大型的集会、展览（销）会和焰火晚会、灯会等活动，具有火灾危险的，主办单位应当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并在举办日的十五日前向公安消防机构申报。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在接到申请后十日内对活动现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经检查合格后，方可举办。
第二十三条 建筑构件、建筑材料的防火性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公共场所室内装饰、装修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应当使用不燃、难燃材料的，必须选用依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确定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材料。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积极组织有关单位开发、研制防火灭火新产品和新材料，推广、使用先进消防技术。
第二十四条 生产消防器材、设备，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关认证（认可）证书或者检验报告。
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的作业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第二十五条 消防产品、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和线路、管路的设计、敷设，必须符合国家消防安全技术规定；对陈旧、破损等不符合规定的线路、管路，应当限期改造、更新。
禁止生产、销售或者使用未经依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确定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消防产品。
第二十六条 公安消防机构依法实施消防监督检查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主动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公安消防机构发现火灾隐患，应当及时责令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采取措施，确定责任人，并填写改正责任书，限期消除隐患。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村民委员会，应当依照消防法的规定，建立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承担火灾扑救工作，增强扑救火灾的能力。
第四章 灭火与抢险救援
第二十八条 任何人发现火灾时，都应当立即报警。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无条件为报警提供便利。不得阻拦报警。严禁谎报火警。
消防队接到报警，必须迅速赶赴火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
发生火灾，有关单位必须立即组织扑救；人员集中场所的现场工作人员必须立即疏散在场群众。
第二十九条 公安消防机构在组织和指挥火灾扑救时，有关单位和人员必须服从和执行火场总指挥员的指挥和依法决定的事项，不得影响、妨碍灭火救灾。
第三十条 公安消防机构参加火灾以外的其他灾害、事故的抢险救援工作，在人民政府统一指挥下实施。
消防车、消防艇及其他消防器材、装备和设施，不得用于与消防和抢险救援无关的事项。
第三十一条 消防车、消防艇执行火灾扑救或者其他灾害事故的抢险救援任务时，不受行驶速度、路线、方向和指挥信号的限制，其他车辆、船舶以及行人必须让行，不得穿插、超越。交通管理指挥人员应当保证消防车、消防艇迅速通行。
在执行消防任务时，消防车免交公路通行费，消防艇免交港务费和停泊费。
第三十二条 对见义勇为、灭火有功的单位和人员，应当给予表彰和物质奖励；对因参加扑救火灾受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应当给予抚恤、保证医疗；对参加扑救外单位火灾的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所损耗的燃料、灭火剂和器材、装备等，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公安消防队扑救火灾，不向发生火灾的单位、个人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三条 火灾扑灭后，起火单位应当按照公安消防机构的要求，保护现场，接受火灾事故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清理或者破坏、伪造火灾现场。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公安消防机构作出的火灾原因和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在接到认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主管公安机关或者上一级公安消防机构申请重新认定。主管公安机关或者上一级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重新认定，该认定为最终认定。
第三十五条 公安消防机构在责令消除重大火灾隐患、调查火灾原因和查处违法行为时，可以根据需要传唤有关人员。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不按照规定建设、维护消防供水设施、火警通信专线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埋压、圈占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堵塞消防通道的，或者损坏和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处警告或者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对逾期不恢复原状的，强制拆除或者清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建筑工程的消防设计未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核或者经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二）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竣工时，未经消防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擅自使用的；
（三）公众聚集的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合格，擅自使用或者开业的；
（四）擅自降低消防技术标准施工、使用防火性能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及不合格的装修、装饰材料施工的。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擅自举办大型的集会、展览（销）会和焰火晚会、灯会等活动，具有火灾危险的，公安消防机构责令当场改正；当场不能改正的，责令停止举办，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营业性场所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对火灾隐患不及时消除的；
（二）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的；
（三）不能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的；
（四）在具有火灾危险的车间、仓库、娱乐场所等建筑物内设置员工集体宿舍的。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生产、销售未经依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确定的检
验机构检验合格或者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消防产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未取得相关认证（认可）证书或者检验报告，擅自生产消防产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消防安全技术规定，生产、安装、维修、检测消防设施、器材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生产、储存、销售或者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警告或者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的；
（二）违法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违反禁令，吸烟、使用明火或者爆破作业的；
（三）阻拦报火警或者谎报火警的；
（四）故意阻碍消防车、消防艇赶赴火灾现场或者扰乱火灾现场秩序的；
（五）拒不执行火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灾的；
（六）过失引起火灾，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七）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八）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员未按国家规定持证上岗作业的。
第四十五条 有重大火灾隐患，经公安消防机构通知限期改正而逾期不改正的，处警告或者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发生火灾事故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隐瞒、掩饰起火原因，推卸火灾事故责任，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尚不构成犯罪的，处警告或者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单位违反本条例的，除对单位依法处罚外，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应当给予拘留处罚的，依法予以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对违反消防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公安消防机构裁决。对适用拘留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裁决；对违反产品法律、法规，需要吊销生产许可证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对责令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停止施工等处罚拒不执行的，由公安消防机构予以查封。
责令停产停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由公安消防机构报请当地人民政府依法决定，由公安消防机构执行。
第四十九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实施罚款处罚时，必须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票据。罚款全部上缴国库。
第五十条 当事人对公安消防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在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当依法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或者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复议决定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十一条 公安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履行职责，秉公执法，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安消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因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1年12月25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1995年8月16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修正的《山东省消防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从刑事立案到判决剖析我国刑事现状
余金龙
刑法是一部定罪及刑罚的法律，自古以来，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由于各国国情和历史不同，刑法在诸国法律体系的地位也不尽相同。诸如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名轻刑。而我国在对待民事。刑事立法上，更侧重于刑法。不可否认，这是国情和历史等因素影响刑法在我国法制体系中占统治地位，但也不排除刑法本事作为一部强制法在我国占据主导所依赖的制度因素。下面将从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判决几个程序中剖析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现状。
我国自古以来是重刑轻民，因为民事案件往往只是公民之间的利益纠纷，而刑事案件往往会损害统治者所建立的统治秩序。所以大量的司法资源会被配置到刑事领域，这也正是大量民事已判案件久久得不到执行的原因。有大量为我国民事案件得不到公正，有效，及时的执行而奔走呼号的志士，却少有为刑事执行的呐喊的。呐喊也只是审判不力，判决不公。一旦案件一锤定音，那执行就如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司法资源的调度折射出我国“大公无私”的司法价值观，与西方那种“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国家”司法价值观大相径庭
一个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到犯罪分子要经过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判决。这也是一起刑事案所必经程序。只要一起案件启动了刑事立案程序，那么必定损害了国家所保护的法益。于公，犯罪嫌疑人触犯了国家强制法，打乱了国家所建立的对自身统治地位有利的统治秩序。于私，犯罪嫌疑人触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我国的刑法似乎为了惩罚而惩罚，尽是于公，少有于私。这也是我国不允许当事人搞诉辩交易在司法领域中刑事案的适用。因为诉辩交易制度是被侵犯权利和侵犯人私下了断，无需公权力介入。我国不允许这种置公权力于一旁的制度存在。刑事立案就是国家代替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责，忽视了被害人对主体地位。结果往往是维护了国家统治秩序，忽视了被害人的利益。国家借惩罚犯罪达到了威慑犯罪的社会效果，而被害人的利益和那晃动的枷锁乃至几声正义的枪声一统归于消灭。国家公诉人和自诉人在一起刑事案中所受到的损害孰轻孰重，自可知之。而罪犯只给国际制度构建损害买了单。
刑事侦查在我国诟病也不少，也曾受到国内和国外的指责。刑事侦查指公检法利用公权力资源对刑事案证据进行搜集，供起诉被告采用。往往在调查取证阶段，做出了有损司法公正的行为。“非法取证”在我国刑事领域一直是热议话题，公检法机关为了能搜集对案件有利的证据，采取刑讯逼供乃至违法法律不人道的行为，犯罪嫌疑人在办案人员眼中就是罪犯，从有罪推定出发，为了使其招供犯罪事实，采取暴力行为对其身体精神进行折磨。严重践踏人权，损害了国家机关人员的形象。
我国在解决刑讯逼供问题上，也着实进行了不少探索。近年来，我国先后完善了律师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权在嫌疑犯收押后会见当事人。第一次询问时可以在场旁听。为了防止公安人员讯问疑犯动用刑讯逼供，各地在讯问室安装了监视器。监察办案人员有无违反行为。但这一切往往到了下面就变质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律师接到当事人委托后，会见竟被公检机关无理拒绝。更有甚者，有机关人员说律师法是一部行业法，对国家司法机关不起作用。这简直是公然藐视法律，造就我国法律效力倒置的怪状。采用刑讯逼供本身就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保护人权。在我国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呢，宪法没有法律地位高，法律没有地方法规高，地方法规没有上面宏图文件高，上头文件没有领导批示高。当律师会见遭拒斥责的原因是“上面没有批示”另外安装监视器效果更是不值一提，既然制度缺失，器物也只是流于形式
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一定要本着一丝不苟，严密不怠的原则。由于我国科技因素的限制，侦查人员往往从犯罪嫌疑人口头中追定事实原委。因为行为人坦诚才是最好的证据。这些证据大量存在着瑕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宽和严之间就是一个杀威棒。警察只关注自己的讯问成果，不关注嫌疑犯的承受能力。此为，有些动用嫌疑犯做诱饵，引诱其他未被逮普的同犯再次犯罪。国外称之为“二次犯罪”公安机关为了搜集犯罪证据，用嫌疑犯上演虚拟犯罪，然后重拳出击，一网打尽。种种利用非法手段，用经济学家的效益说则是：公安机关为了获得证据，采取着见实效的方法，采用逼供，引诱，不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就可以搞到第一手证据。所谓投入小，产出大。用政治学家的制度说则是：公安机关只考察办案人员的逮铺率，取证能力。以此作为考核标准，一整套行政化管理，以领导批示为核心，置法于不顾。上头一个“命案必破”的指示，所以警力通力合作，众志成城。当然这种命案必破，犯罪必究的决心也可以为社会潜在的犯罪敲响了警钟。但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能容忍静静的发现真相吗？这种行政力量与法治力量的较量，还会在中国这片法制土地激烈上演。
证据之所以为证据，在于它还原事实，呈现真相。用这种非法采集的证据将人置于犯罪角色，可靠吗？公正吗?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往往办案方向从无罪方向推定。而我国由于历史技术原因，不能做到如此，只能从嫌疑犯主观动机推定犯罪可能。有了警方第一手证据材料及卷宗资料，检察院一国家公诉人的身份起诉被告。也就是说被告面临的强大的公权力。被告每一次辩护都是对国家权威的否定，兴许公诉人以被告“无理狡辩”为由，使之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就如某地法院判决了二个性质相同的贪污案。第一个案件贪污金额高达一千万元，由于嫌疑人认罪态度好，该判死缓。而另一件贪污金额才二百万，只因被告在庭上翻供，拒不认罪，被判了死刑。。认罪态度似乎就是定罪量刑的至关因素，其实无疑剥夺了被告的辩护权。暂且不论外国的对抗式审判，由于国情不同，在中国法庭引人对抗式审判也不一定适用。但考虑是否将被告的积极辩护当作认罪态度，从而以此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呢？
由于被告与公诉人地位不同，所以信息资源及不对称。在法庭上，被告要承受公诉人强大的追诉，面对法官纠问式审判。被告的证人往往出庭率极低。一则是法院不会积极协助交叉式询问成为泡影；二则是面对公权力权威，不禁胆战心寒，心理防线会崩溃。法庭上只有公诉人“义正言辞”，不准被告“强词夺理”。也有人建议在中国刑事庭上引进外国的沉默权来对抗法庭询问，避免被告因此受到审判压迫。但这一制度毕竟是“舶来品”，不可能有效解决我国具体问题。一旦引进沉默权，被告在法庭上始终保持沉默，那么他将会一直面对公诉人大量笔录和资源卷宗，视同默认。
在法庭调查阶段，证据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被告处于弱势地位，将无法达到和公诉人一样的取证条件，也只能充当质证角色。根据司法程序正当原则，检方非法得来的或来源不明的证据一律排除法庭之外。而法院往往不经过严格审查就使用这些有争议有瑕疵的证据。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警察违法而放纵犯罪。我们不仅要实体公正还要程序公正。就如古代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钦差大臣可以凭此剑，对嫌疑犯可以不经审批之间就地正法。难道它真的正义吗？这也是因为中国不会出现第二个辛普森的原因了。
经过检方强势主导审批后，到了法庭宣判了，这也是实体正义的体现，也是决定被告命运的时刻了，但结果往往预料中。每一次庄严的宣判都是对被告的垂直打击。判决结果不外乎二中结果：支持公诉人的诉讼请求；对公诉请求稍微变动。极少时完全推翻公诉人的宣告无罪。就算第一审冒天下之不韪，宣告无罪，公诉人也会上诉，二审发回重审，一定要审它个“莫须有”来。在国家刑事案中，去年全国共判决20万件刑事案，完全判决无罪的只有8000件。推翻率只有千分之三，这也是司法领域的怪状。
当然也有小心谨慎的法院为了做到证据充分，事实明了，对证据存在瑕疵，事实不能认定的案件反复审理，一审挪二审，中院挪高院，反反复复，前前后后审理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严重破坏了司法的终结性。对被告的人权造成严重损害。既然没有认定事实，就应该将被告释放，但仍将之超期关押，使得被告做无罪做有罪的人，有罪做无罪的处。这不能不让人质疑：司法的终结性难道就是对被告的人身自由的终结吗，不否认审理案件关乎被告核心利益，一定要慎重处之，来不得半点马虎。但将一件案反复炒冷饭，不顾及被告承受的巨大压力。毕竟有限的司法资源不是用来虚耗。就算是正义最终降临，但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一件案子的宣判 不仅要有法律价值，而且兼顾到社会价值。这就是要求法官理性对待司法公正和所谓的社会公正。一件刑事案如果涉及社会道德伦理，就一会引起社会强烈反应，乃至当地的政府机关的关注。此时，来自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往往不自觉的威胁到司法独立。比如张金柱撞人案，由于张金柱身为警务人员，酗酒驾车，导致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受害家属当众喊冤。打出了“诛杀张金柱，主持公道”的横幅。此事也引起当地政法机关的关注。于是来自社会民间力量，舆论力量，行政力量纷纷干扰法院，要求严惩被告。面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呼号，法官能理性的公正的判决吗？这几拨力量中，民间及舆论完全受道德伦理的支配，行政力量出于会引起民愤，造成群众性集体事件，纷纷置国法于不顾向法院施加压力。这也说明我国司法独立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此外案件的判决书也确实不那么尽人意。有点地方法院制作案件判决书时不以案论案，不阐明判决结果从何而来。最常见的对判决结果的来源只用“由于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一笔带过。着实让人疑云重重。就算案件判的再公也让人怀疑他的公正性。司法公开性强调要展现公正，还要展现正义如何而来。
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我国刑事案从立案到判决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也是今后我国司法改革构建法治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伴随着社会发展而日益凸出，如果不慎重待之，务必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21世纪是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法律至上，早已是不争得事实。为什么到现在司法体制改革难见成效，社会不公的现象时有发生，是改革有所保留还是现行体制不合时宜了
我们在贬内褒外的同时，是不是冷静的分析一下自己的体制问题出在哪里了，要从什么方面寻找突破口，革除哪些弊端。不可否认，外国司法体制很完善，但那时历经白年的不断完善，才能成就今天的法治社会。我国法治建设起步晚，不能拔苗助长，要以国情为基准，循序渐进。近年来也有不少人士提出了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宝贵意见。如将各地法院的人事任免，财政支付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调度，从而地方法院才能真正独立，脱离地方政府。这样法院实现独立才有了制度保障。另外，也有从程序和证据制度打开缺口。比如：严格证据准用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现实而设计的，然而执行在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制度的人，自身没有从心里，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在所难免。
一套制度如果屡遭诟病，只能说明它早已不合时宜了，到了功成身退的历史时刻了。改革司法体制以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了。司法不公，构建和谐社会无从谈起。司法正义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固若金汤，正义就不能实现。
作者 余金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