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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问题研

李军毅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社会利益和社会矛盾呈现多元能趋势，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出现交织，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出现互涉，民事纠纷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出规交叉。如何解决民事纠纷中出视的行政争议问题，关系着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公正和效率，关系着共和国的司法工作如何适应社会的诉求，关系着司法机关的诉讼成本和社会资源的节约。当前法律对此尚未规定，司法解释涉此问题甚少，本人试图对此问题有一个初浅的研究。
　　一、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的概念与特征
　　㈠ 关于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的概念
在民事案件审理的过程中，诉讼当事人往往举出一些行政机关制发的证照、决定等文书类的行政行为来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一种情况是将这些文书类的行政行为作为抗辩的理由来提出，另一种情况是作为一般证据来运用。在这些民事案件中，与案件关联的行政机关制发的证照或作出的决定合法与否，直接影响着相关民事案件的定性和裁判的是否公正。在当前法律尚未规定的情况下，有人主张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将此称之为民事附带行政诉讼，还对其以概念，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民事诉讼标的的解决以某个具体行政行为问题为前提，该前提问题并不是当事人直接争议的主要标的，但它决定着案件的性质和判决结果，因该前提问题附带民事诉讼而存在，所以称为民事附带行政诉讼。 在这里，且不说该概念的严密性和逻辑性，仅就该命题笔者就认为存在着漏洞，因为如果是民事附带行政的诉讼，那么作为行政诉讼的一方当事人—行政机关应该参加到民事诉讼中来的，在当前，要让行政机关作为一方当事人参加到民事诉讼中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将民事诉讼中的行政争议问题的解决称之为民事附带行政诉讼缺乏科学性和可得性。
　　以笔者之见，将民事诉讼中行政争议问题的审查称之为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为好。所谓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解决民事争议的过程中，附带解决与争讼的民事案件有关的行政争议的活动。
　　㈡ 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的特点
　　笔者认为，在民事附带行政争议的诉讼中应当把握其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⒈必须有民事纠纷诉讼存在。民事诉讼是案件的本诉，附带的行政争议是民事诉讼案件的先解问题，或是前提问题。
　　⒉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本质属于民事诉讼而不是行政诉讼，整个诉讼过程发生在民事争议平等主体之间，关联行政争议的行政机关现时期尚不进入此种诉讼，不是此种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或诉讼参加人的身份出现。
　　⒊在这类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所关联的行政争议问题具有重要地位，是民事争议案件的前提问题，不解决争议的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民事争议将无法解决。例如，江苏省泰州市交通局范老先生从单位购买商品房一套，入住不久，烦恼随之而来。原来紧挨范老楼下的三楼开了一间浴室。噪声吵人不说，更严重的是浴室的蒸气上升，透过楼板，使范老先生家的地板受潮、发霉、变形。范老先生找楼下浴室理论，浴室老板理直气壮地说，他们开业是经过工商、环保、消防部门许可的，有合法的营业执照。如果范老先生向法院起诉浴室业主侵犯其相邻权，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必须先审查关联的行政部门的行政许可行为是否合法问题。
　　⒋民事诉讼附带行政争议的原告，往往是民事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是持行政行为作抗辩理由的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行政机关裁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如土地、矿藏、水流、滩涂、河滩、海域、森林、山岭、草原、荒地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权属争议，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争议，或者其他所有权或使用权争议），一方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决，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重新对民事权益争议作出裁决。而另一方当事人则在诉讼中以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作为抗辩的理由。这里要举案例。
　　二、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的可能性
　　㈠ 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是诉讼程序效益原则的要求
　　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审查关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理论界有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无权审查关联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应将其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其理由是行政行为是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根据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行为非经行政诉讼程序或行政复议程序不被改变，因此，民事诉讼中不能对关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否则属民事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不当于预。第二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当避免对关联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而迳行运用民事事实和其他事实根据作裁判，这样，既可以避免民事审判权对行政权不当干预的嫌疑和负面效应，又可以防止错案的发生。第三种意见认为，在民事审判中人民法院可以审查关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本人同意第三种意见。因为，如果依据第一种意见，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附带行政争议的诉讼中，只能依关联的行政行为为依据，如果所关联的行政行为错误，则会导致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判错判，势必影响人民司法的公正性。如果依据第二种意见，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关联行政行为予以回避，径直根据民事争议的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裁判，往往会形成两个内容相悖的争议的实事结果，既影响国家机关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威性，当事人手持两个相悖的又有效力的文书也难以付诸于实现。因此，第二种意见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是不够好。理论界除了上述三种意见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民事诉讼中无论是可以审查还是不可以审查关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均无充分依据，审理关联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时，应先中止民事诉讼，建议当事人应先通过行政复议、行政申诉、或者行政诉讼解决行政争议，然后再恢复民事诉讼解决民事争议。 此种审理民行交叉案件的思维在审判实践中的效果很不好，司法实践中许多久审不决、一案多判、久托不判的案件就是在这种审判模式下产生的。 笔者赞同在民事诉讼可以审查关联行政争议是有其法理基础的。
　　附带诉讼具有社会的价值。附带问题意指一个案件的判决依赖于另一个问题的解决，而后一个问题不构成诉讼案件的标的，但对判决的内容却有着决定的作用。附带诉讼则是指人民法院解决某一性质的纠纷时就涉及另一性质法律关系的纠纷同时予以解决的制度。附带诉讼是诉的合并的一种特殊形式。诉的合并在本来意义上是指人民法院对同类并独立存在的诉讼案件一并审理的诉讼制度。合并审理主要是为了节约时间，增加效率，还可以避免人民法院在解决同一类案件时因审判人员的认识差异而导致判决结果的不一致。 我们要确立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首先是诉讼程序效益原则的要求。是为了实现程序效益，缩短诉讼周期，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从法院的视角审视，将两个不同性质的争议合并在同一案件中审理，不需要组成两个合议庭，减少审理内容的重复，减少了办案经费，降低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缓解了人民法院案件多的压力。从诉讼当事人的角度讲，如果为解决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要提起两个不同诉讼，必然要增大人力、物力的花费。其次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如澳大利亚法官马丁所言，“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则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 司法权威是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司法权威的根本体现是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判具有最终效力。然而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作出的判决相互矛盾或同一法院内部不同的审判庭之间所作出的判决相互冲突的现象比比皆是。 实行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制度，可以协调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避免出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对两个相关联的争议问题作出判决不一致的情况，从而维护司法审判的权威性。
　　㈡我国审判权是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的审判权
　　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其一，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中是作为当事人支持自己主张或者抗辩理由的证据形式出现，根据证据审查规则，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因此，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属于人民法院的职责范围。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来看，尽管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相互独立的权利，但是，根据“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司法权在一定意义上优于行政权。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司法权可以通过一定程序介入，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从现行法律来看，这主要表现为通过行政诉讼程序，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尽管现行法对行政行为合法性予以审查的只能是赋予了行政审判庭而非民事审判庭，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行政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甚至刑事审判庭等都属于法院内部的分工问题，它们行使的都是国家的司法权，相互之间并非矛盾对立关系，其内部分工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审理案件而已，而且在《行政诉讼法》颁布和实施以前,我国就是由民事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的。因此，不能说民事审判庭审查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等于越权审查。另外，从英美国家来看，其法院系统是单一的，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一样均有普通法院管辖，所有类型的案件都是由同一法院同样的法官审理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行政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之间的并非必然对立。只要有利于案件得到公正迅捷的处理，是分开审理还是合并审理，都应当被允许。公民、法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只要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法院就应受理，至于受理后确定适用何种诉讼程序审理，转给行政审判庭还是民事审判庭只是法院内职能部门权限划分，不是当事人可选择的。在我国无论是诉讼法律的规定,还是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任命，均无民事审判法官、刑事审判法官或者行政审判法官之分。再从有关程序法的规定看，将相互有牵连的不同类型的诉讼归由同一职能的同一审判组织，或同一个法官一案审理的情况是允许的，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赔偿即是。
　　（三）民事审判庭对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
　　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进入民事诉讼程序的所有证据应当按照法定程序予以审查核实，只有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经查证属实的证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其证明力又略有不同。根据《若干规定》，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证据依其证明力的大小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证据是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证据。《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对于这类证据，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据以认定事实，只有在“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法院才有权排斥其证明力。这类证据的证明力是最高的。
第二类证据是具有优先效力的证据。《若干规定》第7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我们将在同项证据比较中，具有较大证明力的证据称为具有优先效力的证据。我们看到，由于作为书面证据的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因此应当属于此类证据。
第三类证据是指除了无需举证证明的证明和具有优先效力的证据以外的其他民事诉讼证据。此类证据以下称为一般证据。与前两类证据相此，这种证据的证明力无疑最弱。
　　人民法院查实证据后，如果属于第一类证据，则人民法院无需审查，可以直接据以认定事实。但如果属于第二、三类证据，人民法院必须予以综合衡量后决定如何采信，也即是说，对于第二、三类证据，人民法院仍具有进一步的权衡裁量的空间。因而，行政行为虽然属于具有优先效力的证据，但是由于其缺失法律明定的最高证明力，导致了它在民事诉讼过程的证明力处于一种不完全确定的状态，民事审判庭仍然需要对此作为证据行政行为进一步予以审查。
　　从证据法则来说，在诉讼中，法院对当事人提交的所有证据都有依法审查的权力，即使是具有优势证明力的证据。从《若干规定》中关于行政行为具有较大证明力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事审判庭对于作为书面证据的行政行为是具有一定审查权的。一方面因行政行为不属于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证据。所以民事审判庭对行政行为享有进一步的审查权，须经权衡后才能决定是否予以采信；另一方面，由于行政行为属于具有优先效力的证据，民事审判庭在对各个证据进行权衡的过程中必须考量行政行为的较大证明力问题，不能置之不顾作出裁判。
　　㈢我国已有的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的个案经验
　　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现行法律虽无明文规定，但为解决司法实践中实际存在的民事诉讼与行政行为的关联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针对个案作出了不少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的司法解
例一，198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给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之间的婚姻关系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当事人隐瞒近亲关系骗取结婚登记，其婚姻关系依法不应保护。此批复说明，人民法院在审理婚姻纠纷案件中，可以对民政部门办理婚姻登记，颁发结婚证书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有权否定违法登记、颁发结婚证行为的有效性。
例二，198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第49条规定，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经工商部门错误地登记为集体企业的，应当按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对待。此条规定说明，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工作中涉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案件时，可以审查工商行政机关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并具有否定违法登记的有效性。
例三，199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给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以一方名义申请，双方投工投料，建成后共同居住的房产可认定为共有的复函》中指出，虽然讼争房屋的批件和房照是一方的，但基于双方投工投料的事实，房屋应为双方公有。该个案复函说明，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处理房产的纠纷案件中，可以审查行政机关与案件纠纷关联的房屋产权登记和颁证行为，对于缺乏事实根据和违法的房产登记和颁证，人民法院不予认可。
例四，199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非法产权人擅自出卖他人房屋其买卖协议应属无效的复函》中附带指出，当事人在争讼宅基上建筑且由政府部门违法批准的房屋，以不予保护为宜。例三和例四两个复函说明，人民法院审理房屋确权和房屋买卖纠纷案件，可以审查行政机关批准建房和颁发证照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具有否定违法批准和违法颁证的有效性。
例五，199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给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购买人之一在购房时不完全具备条件，但购房后长期共同居住使用，纠纷时已具备完全购房条件的应认定产权共有的复函》中指出，讼争房屋的产权证登记在一方名下，但属于双方合资构买，产权应当共有。此复函说明，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屋所有权民事纠纷案件，可以审查行政房管部门产权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并有否定违法登记的效力。
例六，2002年5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所作的《关于专利法、商标法修改后专利、商标案件分工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专利权或者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就同一专利或者商标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宣告请求复审决定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而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庭审理；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或者裁定的其他行政案件，由行政审判庭审理。”该批复明确规定将专利、商标民事纠纷中涉及的行政案件交由知识产权庭一并审理，其目的意在使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内部分工“既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规定，又要照顾当前审判实际，避免对涉及同一知识产权的行政审判与民事审判结果发生矛盾，”但是，这一规定开创了在专利、商标民事诉讼中一并审理行政案件的先河。
可见，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并不是个新问题，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中已有不少个案，只不过是对此类问题在理论上尚未提升，法律尚未规定罢了。
　　㈣域外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的经验可供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实际上行政民事交织案件问题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独有的现象，了解域外国家和地区解决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行政争议问题，对于我国该类争议案件处理机制的构建一定会有启迪作用。
法国 法国采取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并行的模式，经常也会出现一个行政争议的解决依赖于普通法院对一个民事争议的解决，或者普通法院的一个民事争议的解决依赖于行政法院一个行政争议的解决。一个案件本身争议的解决依赖于另一个争议的解决，另一争议虽不构成原本诉讼的主要标的，但却决定着原本诉讼判决的内容。此问题在法国称为附属问题。附属问题的管辖权受两个原则的支配：一是先决问题原则。即将附属问题作为先决问题由原本诉讼的法院决定，附属问题的管辖权没有独立的存在，而是合并在原本诉讼案件本身管辖权内，作为先决问题，由原本诉讼案件管辖的法院决定，以保持诉讼案件管辖权的完整。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原则仅适用于同一系统的两个法院之间，即适用于普通法院系统两个法院之间，或行政法院系统两个法院之间。二是审判前提原则。即将附属问题作为案件的前提，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在审判中遇到附属问题时，应将此问题移交另一审判系统中有管辖权的法院决定。这个规则适用于不同法院系统之间的附属问题才可作为审判的前提问题。法国对行政诉讼中的附属问题和司法审判中的附属问题是加以区分的，对于行政诉讼中的附属问题全属审判前提问题，由普通法院审理决定；司法审判中的附属问题有的是审判前提问题，由行政法院决定。有的是先决问题由受理该诉讼案件的普通法院决定。 那么，普通法院可以对哪些行政行为直接进行判断，无需由行政法院审查呢？依据法国的判例，对于行政机关实施的暴力行为普通法院有管辖权。那么，什么是暴力行为呢？“暴力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严重地、明显地违反法律、损害公民的财产权和基本自由的物质的执行行为。” 法国法中所指行政机关暴力行为，相当于德国法和日本法中的无效行政行为。对于暴力行为以外的行政行为，无论是行政条例，还是行政处理，普通法院均无权判断其合法性，而必须由行政法院裁决。 此外，在法国，行政赔偿由行政法院管辖。“一切行政主体的赔偿责任，在法律没有规定时，都适用相同的法律制度，受行政法院管辖。不适用民法上的赔偿责任规则。”
　　德国 在德国，其法院结构较其他国家复杂得多，法院的设置五花八门，包括宪法法院、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劳动法院、社会法院、财政金融法院等。另外，联邦各州还设有宪法法院。而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分别由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依照各自的程序审理。在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出规类似法国的附属问题时，采取的作法与法国略有差异。根据德国《行政法院法》第94条规定：“对受诉争执的判决的一部或全部取决于另一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而该法律关系是另一具有诉讼系属的案件标的，或须由另一行政机关做出确认的，法院可以将诉讼中止，直至另一诉讼的审结或行政机关做出所有决定。符合诉讼集中原则时，法院也可以根据申请将诉讼中止，以便对程序或形式瑕疵做出补正。”但是，在行政行为无效时，根据《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3条第3款“无效行政行为始终不产生效力”的规定，普通法院可以否定其效力。“特别严重瑕疵的行政行为根据法律本身无效，无需撤销或确认其无效，这一点向来就有共识，这种行政行为根本无效力可言，关系人以及其他人，法院和行政机关可以而且必须不理睬它。” 在国家赔偿诉讼中，当行政行为成为民事诉讼先决问题、并经行政法院判决确定者，民事法院应受其判决约束。若先决问题未经行政法院判决，民事法院应自行做出判断。若当事人已起诉至普通法院，并不得就此先决问题请求行政法院确认行政行为是否违法。 由此可见，德国的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较法国明显有所扩张。
　　日本 在日本，虽不存在二元结构能司法系统，行政案件由普通法院审理。但民事争议诉讼和行政争议诉讼适用不同的程序、分别由不同的审判庭来处理。对于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相交织的案件确立的是当事人诉讼的原则。日本的当事人诉讼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实质性的当事人诉讼，即公法上的当事人诉讼，是有关对等当事人之间在公法上的法律关系的诉讼。如行政法上的损失补偿请求诉讼，公务是请求给与薪金诉讼等公法上的金钱支付请求诉讼。 另一种是形式性的当事人诉讼，即“关于确认或形成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处分或裁决的诉讼，但根据法令规定以其法律关系当事人的一方为被告人的诉讼。”如有关土地征用者与被征用者之间的补偿纠纷的诉讼便是。在形式当事人的诉讼中，相对人以民事争议的对方当事人为被告，而不是以行政主体为被告，但行政主体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在审理民事争议的同时解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它主要适用民事诉讼的程序和判决，但必要时也适用行政诉讼的规定，法院的判决对民事争议的主体和行政主体均有约束力。 日本的当事人诉讼能够较好地解决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的交织问题。对于国家赔偿的诉讼，日本是采用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的。在国家赔偿诉讼中遇到行政行为的效力问题时，没有必要经过行政行为的撤销诉讼，当事人可以直接提起该请求，不受公定力和不可争力等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的妨碍。
　　台湾 我国台湾地区对于民事诉讼中行政争议成为先决问题的解决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台湾的“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民事或刑事诉讼之裁决，以行政处分是否无效为据者，应以行政争讼程序确定之。前项行政争讼程序已开始者，于其程序确定前，民事或刑事法院应停止其审判程序。”但是，我国台湾地区在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无效行政行为采取与德国和日本相同的做法，“依无效之行政处分，而赋予权利时，任何人均无尊重其权利之必要，若发生侵害权利诉讼，民事法院亦得依独立之见解，宣告其权利无效。” 即是说台湾地区民事法院可以直接否定无效行政行为，无须提交行政法院。在我国台湾地区向普通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的，依据台湾“国家赔偿法”第12条的规定，“损害赔偿之诉，除以本法规定外，适用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可见，我国台湾地区普通法院受理国家赔偿案件，遇到行政行为的审查问题是不需要移交行政法庭审查的。
　　三、民事附带行政争议诉讼的审查范围和条件
　　㈠ 民事诉讼附带可审查行政争议的案件类型
　　总结我国以往民事诉讼附带行政争议解决的经验，借鉴域外民事诉讼附带问题解决的办法，我国的民事诉讼附带解决行政争议的类型应是：
　　⒈民事诉讼与附带的行政登记行为关联的交叉案件。因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有的民事主体资格的取得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要经过行政许可或者行政确认使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取得资格。例如《公司法》第6条规定“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由登记机关分别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本法设立条件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如果当事人就民事主体资格引发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那么，行政登记行为则可能成为民事诉讼附带的行政争议。
　　⒉民事诉讼与行政确认的行为关联的交叉案件。行政确认，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的法律事实进行甄?e，予以确认、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 由于行政确认行为是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间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的法律事实进行甄别，因而，往往会在当事人间创设或变更为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当事人就权利义务关系产生争议发生民事诉讼，则行政确认争议会作为民事诉讼附带解决的争议。
　　⒊民事诉讼与行政许可行为相关联的交叉案件。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依法赋予当事人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者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的具体行政行为。 在现代社会中许多民事活动非经行政许可不得从事。例如，一个企业法人欲从事建筑工程承包，须经过行政许可与确认赋予从事建筑业资格。一个公民欲以律师的身份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须经过行政许可行为取得资格证书，并领取律师工作执照。一个经济组织欲以法人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须通过工商行政登记的行为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如果当事人因从事某种活动的资格或能力发生民事纠纷，则行政许可行为的争议往往会附带于该民事诉讼活动之中。例如，某乡人民政府批准某甲村民在原祖遗宅基地上盖房，颁发了《宅基地批准通知书》，规划部门给其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某甲在施工建房时遭到了其弟某乙以该宅基有自已的份额为由阻拦，某甲提起民事诉讼民事诉讼，请求法院排除妨碍，某乙则以行政机关颁发的《宅基地批准通知书》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合法为由提出抗辩。该纠纷可适用民事附带行政争议的诉讼解决。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

试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

段 明 学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立足于中国实际，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拓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法制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于深刻地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科学、全面地阐释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方针、政策，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法治的圣殿。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法治思想，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崇尚法治，反对人治
共产党人在取得政权后采取什么方法治理国家才能够做到长治久安？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给予具体回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成功经验。虽然列宁认为在政权趋于巩固后，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 ，但由于各种原因，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实行法治，并没有解决领袖权威和法律权威的关系，因而未能防止他的后继者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 。可以说，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严重夭折，与没有解决好人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
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这段话的精神，就是要实行法治，取代人治，改变过去那种将领导人的话当成“法”的错误作法。邓小平崇尚法治，反对人治的思想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历程中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法制建设一度有过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国际国内的复杂原因，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和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愈演愈烈，而使法制建设的良好势头急转直下，最终酿成十年“文革”的历史性悲剧。邓小平痛定思痛，对法治和人治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1980年8月，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邓小平还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了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的人治思想。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谈到：“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多次谈到这一问题，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正常的。” 之后，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教授时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是很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坚决反对人治，主张实行法治，以此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尊崇法治，否定人治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基点和核心。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主要应依靠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国家领导人的圣贤。实践证明，统治者是不可靠的。统治者也是凡夫俗子，并非圣贤先哲。过去，我们轻信统治者有成德而臻至善、成圣成贤之可能，对统治者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却每每被伤害。由于统治者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而权力一旦失去控制，犹如洪水猛兽，难以遏制，并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必须用法律对统治者的权力加以防范，以保障人们的自由、财产和安全。正如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所言，“在权力问题上，请别再侈谈对人类的信心，让宪法的绳索约束人类的罪恶行为罢。”
二、正确处理好法治建设中的三个关系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的世界各国的法治发展来看，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它的民主制度，一个是它的政党制度，一个是它的国家权力配置。正确处理好法律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1）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关于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邓小平曾精辟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这两方面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不可分的。” 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体现在，民主是法制的前提与基础，法制是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民主需要法制，因为没有法制，民主就不能巩固；但法制更需要民主，因为没有民主，法制最终会成为“人治底下的法制”，成为专制的工具而已。
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就是将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结构、民主形式、民主程序，用系统的制度和法律固定下来，使之具有制度上、法律上的完备形态，以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性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破坏和侵害。历史证明，人民取得了民主权利，如果不上升为制度和法律，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人民的民主权利就没有保障。只有使民主成为制度，使民主成为用国家强制手段来保证实施的法律，谁侵犯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就会毫无例外地受到制度或国法的制裁，民主才不仅仅是一个动听的概念，而是人民有切实保障并且可以兑现的各种权利。
（2）正确处理党和法的关系。
党与法的关系是中国法治建设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既削弱了法律的权威，也损害了党的威信。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曾多次指出：“……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管不合适……法律范围内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 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性。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要继续清除一些地方由党委包办一切的不良习气，把该由政府办的事交给政府办，把该由社会团体处理和基层组织自治的问题交给社会团体处理和基层组织自决自治。
（3）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
权与法是一对孪生姊妹，二者相生相克。在专制体制下，法律只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和奴婢，统治者完全凭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进行统治。“只要法律完全沦落为权力的仆从地位，那么法律就可以按权力的需要被任意塑造。在这种情形下，法律是变态的，人同样是变态的。” 未被驯化的权力是野蛮的，犹如洪水猛兽，它使人类付出的代价，比起战争、饥荒和瘟疫，毫不逊色。而在法治状态下，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权力必须在法律的轨道内运行。因此，法治通过对权力的规制，使权力的运行彻底摆脱了野蛮、任性的状态。
我国历史上是个法治传统非常薄弱的国家。法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低微，基本上是权力支配法律。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时期内，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法律虚无主义泛滥，以至出现了以政策代替法律，以领导人的言论代替法律的不正常现象。如何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呢？邓小平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可见，邓小平同志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解决权与法的关系问题，杜绝权力的滥用和权力腐败。
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思路
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这十六字方针包括了立法、执法、守法等法制建设各方面的基本要求，对于我国法制建设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一） 加强立法工作，完备法律体系
完备法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环节。法治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因此，只有抓紧立法工作，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国家各项工作都有法可依，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提出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任务的同时，针对当时我国立法很不完备的情况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叫‘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
邓小平强调指出：“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 二十多年前，中国法治刚刚起步，立法工作量很大，经验不足，人手不够，因此，邓小平提出“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粗一点，逐步完善”，“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的立法指导思想，是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目前，我国立法环境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专家在立法中的作用大大增强，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已基本上有法可依。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首先，在“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的立法思想指导下，立法者偏重法律数量忽视法律质量，造成法律泛滥，质量低劣。立法中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倾向明显。立法甚至成为少数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在过去一段时间，立法工作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存在迁就和照顾部门和地方既得利益的现象。在起草法规或者制定司法解释、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过程中，一些部门和地方不适当地强化本部门和地方的权利，各部门之间、各地方之间争管辖权、审批权、发证权、收费权、处罚权。” 有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严重侵犯人权，至今没有废止。其次，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立法思想指导下，立法者注重调整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关系，将急需调整的社会关系制定为法律，立法只是消极地反映社会现实，而不是对社会关系的主动干预。因此，立法往往缺乏超前性，造成法律修改、变动频繁，缺乏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最后，在“粗一点，逐步完善”的立法指导思想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往往很抽象、很原则，缺乏可操作性。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切实转变立法思想，大力加强立法工作。（1）正确认识法律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从主要依靠提高法律数量转变到提高法律质量来完善法制的轨道上来。立法不求“快搞”，而是务求有质量。法制完备也并不意味着法律越多越好。塔西佗指出：“国家愈糟，法网愈密” 。就是说，法律愈来愈繁杂，国家也就愈来愈腐败。无法可依不是法治，法律泛滥也不是法治。“法律泛滥不仅会贬低法律的价值，而且还败坏法律的质量” 。关键并不在于法律的数量，而在于法律的质量。（2）要转变“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坚持立法力求严密细致的原则，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3）要转变“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思想，从全局出发，有步骤．有规划．有预见地开展立法工作，使法律体系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相适应。
（二） 严格依法办事，树立宪法和法律极大的权威
有了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不会因此而自然而然地实现法治。“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宪法和法律得不到切实有效的遵行，无异于一纸空文。博登海默指出，法律体系的全部意义不仅仅在于制订和颁布良好的、科学的法律，还在于被切实执行。邓小平领导制定的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对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宪法和法律还没有树立起至上的权威，在实际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十分严重。为此，邓小平多次要求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处理各种问题。
一方面，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在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执政党若有法不依、滥用权力、专横腐败，必然会招致选民的抛弃。执政党犯了重大错误，绝对不能由人民来“交学费”，而必须自己承担——下台。政党之间的竞争迫使执政党奉公守法，兢兢业业，忠诚地为百姓谋福利。在中国，共产党处于长期执政的地位，其执政地位几乎不受任何外来的挑战和影响。长期执政可能使某些党员产生骄傲自满思想，不求进步思想，缺乏开拓进取和危机意识，并可能犯大错误。邓小平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 政党和人一样，都会犯错误；执政党如果不受到监督和制约，更容易犯大错误。犯了错误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有可能自己纠正错误，但要付出的代价会很沉重。譬如，“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的”，但是众所周知，这种纠正多么的痛苦，代价是多么的沉重！为此，必须加强对共产党的监督和制约，监督党严格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党享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在法律面前，党同其他政党、团体、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对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必须依法行政。
建立法治国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在人治国家中，民众必须守法，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国家中，民众应当守法，但政府必须首先守法。由于行政在整个国家活动中所占比重最大、涉及范围最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数量也最多，不管是对整个经济建设还是对社会发展、人民切身利益的影响都最大，而且发生的作用往往也最直接，所以政府机关能否依法行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法治状态的好坏。只有政府守法，才能最终实现法治国家。
依法行政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对于其违法行政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 建立严格的责任制，有利于纠正行政机关长期以来形成的有权无责现象，强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责任和意识，提高行政效率。
（三）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制观念
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意味着法律向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和层次的扩张和渗透，而且意味着法律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备知识和技能，是人们用于创造新型社会的重要手段，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在我国政界学人的观念中，法被视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专政的工具。应当明确，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与法治相冲突的。法律体现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味着，法律必须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权力，成为权力的附庸和奴婢。统治者因此可以一言立法、一言废法，言出法随。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往往把领导人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这极不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还容易导致立法者利用法律谋取不正当利益、排斥异己、实行专横的统治。同时，老百姓也会因此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并没有体现我的意志；法是用来镇压敌人的，与我无关，从而对法产生对立和抵触情绪，法律意识淡薄，难以正确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更不可能产生良好的守法和护法意识，由此导致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大大削弱。
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实现法治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美国著名法哲学家和法律史家伯尔曼指出，“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的归属感，远比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仰赖警察。……总之，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植根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 强制并不能迫使少数人心甘情愿地服法，一味依赖于暴力往往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因此，必须通过对人民进行系统的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人们观念、情感、心理态度和评价等综合而成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权利意识、契约意识、参与意识、诉讼意识等，其核心是对法律的认同、信仰、忠诚和感情。法律意识主要通过阿尔都塞所称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对人民进行意识形态教化而树立起来的。教会、家庭、工会、大众传媒等承担起了重要职责。通过意识形态教化，使广大人民充分认识到法律是人民权利的宣言书，国家一发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是为权利而存在，法不禁止都是自由的等等，从而激发起对法律的感情，自觉地遵守法律并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法律观念，没有公民对法律的普遍信仰，公民的守法精神和良好的法治氛围就不能形成，法治就不可能实现。
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 通过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制教育和法律宣传，使人人知法，懂法，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
一代人有一代人特定的时代环境。任何伟大人物的思想及实践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同时代特征紧密相关，都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超越他们的时代，列宁、斯大林没有超越他们的时代，毛泽东没有超越所处的时代，邓小平也同样没有超越他所处的时代。邓小平曾强调指出：“绝对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 我们也绝不能要求邓小平解决中国法治进程中所出现的所有问题。邓小平开创了法高于我、法治高于人治的新风尚，引领我们走向法治国家，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中国法治之路，漫漫而修远，我辈仍须加倍努力。


作者单位：重庆市北碚区检察院
电话：023—68341980
二00四年八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