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
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政府
太原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
2001年7月27日太原市人民政府令第21号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和廉政建设，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山西省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统称采购机关）使用财政性资金办理的政府采购，适用本办法。
前款所称财政性资金，包括财政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
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采购项目和非本级财政预算单位使用本级财政性资金办理的采购项目，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政府采购机关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用等方式获取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第四条 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效益及维护公共利益的原则。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府采购，不适用本办法：
（一）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
（二）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需紧急采购的；
（三）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危险，需紧急采购的；
（四）政府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所需的物资采购的；
（五）市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政府采购的管理机关，履行下列职责：
（一）拟订政府采购法规、规章草案，制定政府采购规范性文件；
（二）编制本级年度政府采购预算及政府采购计划，研究确定政府采购的中长期规划；
（三）收集、发布和统计政府采购信息；
（四）审批进入集中采购市场的供应商资格和非建设工程项目业务中介机构的资格；
（五）拟定并调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公开招标采购范围的资金限额标准；
（六）负责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检查；
（七）组织政府采购人员的培训；
（八）受理和处理有关政府采购中的投诉事宜；
（九）法律、法规、政府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政府采购管理机关不得从事政府采购中的具体商务活动。
采购机关应当加强本部门、单位采购工作的管理，支持和协助政府采购管理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第二章 政府采购主体
第八条 政府采购主体包括政府采购机关和供应商。采购机关分为集中采购机关和非集中采购机关。
第九条 集中采购机关负责下列政府采购事务：
（一）统一组织办理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
（二）组织由财政拨款的大型政府采购项目；
（三）受非集中采购机关的委托，代其组织采购事宜；
（四）办理政府采购管理机关交办的其他事务。
政府采购管理机关专司政府采购的管理工作，政府采购中心专司集中采购工作，各自独立行使职能。
第十条 本办法第九条之外的其他政府采购项目，由各非集中采购机关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自行组织采购。
第十一条 集中采购机关或非集中采购机关可以委托具备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承办政府采购具体业务。
第十二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社会中介机构，可以申请取得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
（一）依法成立，具有法人资格；
（二）熟悉国家有关政府采购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接受过市级以上政府采购管理机关政府采购业务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机构人员的２０％以上；
（三）具有一定数量能胜任工作的专业人员，其中具有中级和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应分别占机构人员总数的６０％和２０％以上；
（四）具有采用现代科学手段完成政府采购代理工作的能力；
（五）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供应商是指具备向采购机关提供货物、工程和服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包括国内供应商和国外供应商。
第十四条 凡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政府采购管理机关申请取得政府采购的国内供应商资格：
（一）具有法人资格或者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遵守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信誉；
（三）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良好的履行合同的记录；
（四）良好的资金、财务状况；
（五）从事工程项目政府采购的，还应符合国家关于从事工程建设的单位资质证书的规定；
（六）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外国供应商可按有关规定向县级以上政府采购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核合格后取得政府采购的供应商资格。
第三章 政府采购范围和方式
第十六条 本市实行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制度。政府采购管理机关按照政府采购范围，编制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草案，报本级政府批准后，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采购机关在编制单位年度预算时，根据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编制年度政府采购预算及计划；政府采购管理机关在审核采购机关采购计划的基础上，汇总编制年度采购计划。
第十八条 政府采购的范围主要包括：
（一）货物类：含通用设备、办公设备、通用器材、交通工具、专用设备等物品；
（二）工程类：含房屋、设施的修缮改造以及环境美化绿化等工程项目；
（三）服务类：含印刷、出版、财产保险、办公与业务用房的租赁，以及会议、培训等服务性支出项目；
（四）政府认定的其他应实行政府采购的项目。
第十九条 政府采购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采购，是指采购机关或者其委托的政府采购业务代理机构（统称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供应商（统称招标人）投标的采购方式。
邀请招标采购，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五个以上特定的供应商投标的采购方式。
竞争性谈判采购，是指采购机关直接邀请三家以上的供应商就采购事宜进行谈判的采购方式。
询价采购，是指对三家以上的供应商提供的报价进行比较，以确保价格具有竞争性的采购方式。
单一来源采购，是指采购机关向供应商直接购买的采购方式。
第二十条 达到限额标准以上的单项或批量采购项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政府采购管理机关批准，可以采用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
（一）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或者没有合格标的的；
（二）出现了不可预见的急需采购，而无法按招标方式得到的；
（三）投标文件的准备需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
（四）供应商准备投标文件需要高额费用的；
（五）对高新技术含量有特别要求的；
（六）政府采购管理机关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达到限额标准以上的单项批量采购的现货，属于标准规格且价格弹性不大的，经政府采购管理机关批准，可以采用询价采购方式。
第二十二条 达到限额标准以上的单项或批量采购项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政府采购管理机关批准，可以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一）只能从特定供应商处采购，或供应商拥有专有权，且无其他合适替代标准的；
（二）原采购的后续维修、零配件供应、更换或扩充，必须向原供应商采购的；
（三）在原招标目的范围内，补充合同的价格不超过原合同价格５０％的工程，必须与供应商签约的；
（四）预先声明需对原有采购进行后续扩充的；
（五）采购机关有充足理由认为只有从特定供应商处进行采购，才能促进实施相关政策目标的；
（六）从残疾人、慈善机构采购的；
（七）政府采购管理机关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除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外，货物、工程、服务单项或一次批量采购金额达到限额以上采购项目，应实行公开招标采购方式或邀请招标采购方式。
前款限额标准由各级政府采购管理机关根据管理需要，结合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另行确定。
第二十四条 集中采购或非集中采购资金的结算，应按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并由财政专户直接支付给供应商。
第二十五条 政府采购招标程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政府采购监督
第二十六条 政府采购管理机关应定期对政府采购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
（二）政府采购预算的执行情况；
（三）政府采购的采购标准、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
（四）政府采购合同的履行情况；
（五）其他应当检查的内容。
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材料，不得拒绝检查和隐瞒真实情况。
第二十七条 政府采购管理机关发现正在进行的政府采购严重违反规定，可能给国家、社会公众和当事人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或导致采购无效的，应当责令采购机关停止采购，并及时作出处理。
第二十八条 采购合同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接触合同。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需变更合同实质性条款或订立补充合同的，应当报送政府采购管理机关备案。
第二十九条 采购机关应当对采购合同的标的组织验收，根据验收结果，在验收结算书上签署意见并报送政府采购管理机关。
第三十条 政府采购应当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以及社会的监督。重大采购项目应当邀请审计、监察等部门以及新闻媒体进行现场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政府采购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检举和投诉。
第三十一条 政府采购管理机关收到关于政府采购的投诉，应当依本办法规定处理，并于受理之日起１５日内书面答复投诉人，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３０日。
第三十二条 采用询价采购、竞争谈判性以及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时，应实行两人以上负责和监督人员签字负责制。
第五章 罚则
第三十三条 采购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无效，由政府采购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供应商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一）应当采用招标采购方式而未采用的；
（二）擅自提高采购标准的；
（三）委托不具备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承办采购业务的；
（四）与社会中介机构或者供应商违规串通，虚假招标的；
（五）定标前泄露标底的；
（六）开标后与投标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七）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签定采购合同的；
（八）其他违反政府采购规定的情形。
第三十四条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无效，由政府采购管理机关取消其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给采购机关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一）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的；
（二）提供虚假投标材料的；
（三）采用不正当手段诋毁、诽谤其他供应商的；
（四）与采购机关或者社会中介机构违规串通的；
（五）开标后与招标人协商谈判的；
（六）中标后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机关签订采购合同的；
（七）向政府采购管理机关、采购机关、社会中介机构等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八）其他违反政府采购规定的情形。
第三十五条 社会中介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无效，由政府采购管理机关取消其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给采购机关供应商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一）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的；
（二）超出代理权限进行采购业务的；
（三）与供应商违规串通的；
（四）拒绝政府采购管理机关的检查或者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材料的；
（五）其他违反政府采购规定的情形。
第三十六条 政府采购管理机关、采购机关、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及评标委员会成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尚不够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对政府采购管理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采购机关用国际组织、外国政府或者外国法人、其他组织及其个人的贷款或者赠款进行采购，货款或赠款人对采购方式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太原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客观归责论基本构造的辨析
李哲
摘要：客观归责论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德国刑法学界乃至欧洲刑法学界讨论得最频繁最热烈的刑法学理论问题。该理论倡导根据刑法法理的任务对侵害法益的行为和结果给予客观归责。根据客观归责原则，客观目的性是决定归责的根本性要素，而这个要素决定于两个彼此互相决定的下位要素，即“行为的客观风险制造能力”和“规范的目的性”。根据这两个要素，客观归责原则包含三个判断标准：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以及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很大程度上，客观归责论虽谓“制造并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但其内涵仍多为以反面排除不可归责的例外情况。并未实质定义“法所不容的风险的制造与实现”的类型化基准。本文从规范刑法原理的立场出发，对“制造并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进行浅析，尝试以不法理论诠释上述判断标准的内涵。
关键词：客观归责论 行为无价值 结果无价值
一、客观归责论构成要素的辨析
1、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
所谓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制造了足以引起构成要件上法益侵害结果的法律上重要的风险，从规范角度看，就是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法定构成要件的要求，违反了禁止或命令规范，换句话说，从刑法法理任务来看，立法者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危险的，需要加以禁止。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知道，未制造风险的行为，以及虽制造了风险，但所制造的风险并非为被法所不容的风险的行为，均不能进行归责。
行为人的行为没有在法所重视的范围内提高风险，而只是构成一般社会上认为正常的行为，则可认为并未实现构成要件。这些行为当然不是没有促成风险，但这些风险是一般的生活风险，是法律所不禁止的。例如怂恿他人登高山、潜水、在雷雨交加之际外出等。若不是对法规范、法秩序所保护的法益以相当的方式加以侵害，即使出现了法益损害的结果，也只能视为意外，不能对行为予以归责。
只有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才被认为满足了实现构成要件的条件之一，而和制造风险一致的概念是增加风险、提高风险，而并非降低风险。①故而降低风险的行为，毫无疑问不具有客观归责性。这里经常有两个例子被使用。一是甲看到一块石头砸向乙的头，出手挡石头，以致石头砸到了已的脚。甲的行为造成了乙的脚受伤，但若非甲的行为，乙就有生命危险，故甲的行为被认为是降低风险的行为，不能予以归责。二是甲看到乙欲偷盗1000元，便劝乙少偷点，只偷盗500元。乙听从甲的话，只偷了500元。若非甲的行为，则财产的损害较大，故同样认为甲的行为是降低风险的行为，不能予以归责。笔者认为，纵观上述两个案例，从形式上看均为对构成要件上法益侵害结果的减轻，但对于未然法益侵害状态与已然法益侵害结果的比较，是否仅止于以法益均衡比较为唯一归责标准，是值得商榷的。由此提出更进一步的问题，即如何定义“法所不容的风险的制造与实现”此类型化基准。很大程度上，客观归责论虽谓“制造并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但其内涵仍多为以反面排除不可归责的例外情况。若扣除排除归责的事例不论，客观归责论的实质基础仅止于建立在行为与结果的“相当的”合法则条件之上。若将事件性因果法则从构成要件的概念中剥离，相当性的合法则条件不再是客观归责的实质基础，则可促成客观归责论发展出切合“制造并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此类定义的积极归责基准。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解答客观归责论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客观归责论仍然是建立在一套科学的刑法理论基础上，而所谓的“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均以该刑法理论为其根源。
从形式上看， “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均依刑法规范的构成要件所确定。认定的依据在于，若行为人的行为实现了客观构成要件，则认为是“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因为实现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正是立法者所认为的“制造了足以引法益侵害结果的重要的风险”的行为，因而予以否定评价。
从实质上看，应以不法理论检验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而不法理论以违法性为其实质性违法要素。于此，有着眼与“违法”是对法规范秩序的违反的“行为无价值”论以及着眼于“违法”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的“结果无价值”论。其中，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违法性的实质是违反国家法秩序的精神、目的，违反作为法秩序基础的社会伦理规范。对于违法性的判断，最基本的是重视行为本身对社会伦理规范的违反，在这里，行为人的主观的样态、行为自身的客观的样态直接关系到行为的违法性问题，行为是否违法取决于行为人内心的恶性与行为本身的反伦理性。所以，行为无价值是对于与结果切断的行为本身的样态所作的否定评价。结果无价值论则认为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在判断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行为是否属于违法阻却事由时，最基本的是考虑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了法益。没有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无论行为人的主观的样态、行为自身的客观的样态如何，都应该肯定行为不具有违法性。所以，结果无价值是对于行为现实引起的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所作的否定的评价。②目前，实质的违法性论中，除了上述两个理论外，还存在试图兼容上述两个理论的“二元论”的存在，其基本观点是认为违法性的实质不仅是对法规范的违反，同时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坚持“行为无价值”或“结果无价值”均具有片面性。若仅仅违法了法规范秩序，但没有侵害任何法益，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是“违法”，同样，若仅有法益受侵害或威胁的结果存在，但行为人的行为并没有违反法规范或法秩序，只能认为该结果的出现是“意外事件”，不能认为行为人“违法”。
若本着“二元论”的立场，则能够轻易回答客观归责论的法理依据。所谓“制造法所不容的危险”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规范与法秩序，亦即“行为无价值”，其判断的基点是根据行为的一般情况以及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判断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若能够得出肯定结论，则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容的危险。实现了客观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面。所谓“实现法所不容的危险”是指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的结果，亦即“结果无价值”。此时，行为的危险性由抽象的危险上升为具体的危险并得到实现。若没有实现风险，仅构成对法益的威胁，则成立未遂犯。在此基础上，由构成要件效力范围限制客观归责的适用范围，从而形成完整的客观归责论。
通过以上解析，笔者认为，“违法性二元论”是客观归责论的刑法法理依据。回答是否“制造了法所不容的危险”以及是否“实现了法所不容的危险”均需以其为根据。在看前面的案例，案例一中，之所以认定甲的行为不是“制造法所不容的危险”的行为，是因甲的行为不具有主观违法性要素，根据行为一般情况和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否定其具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性，非“行为无价值”。而案例二中，由于存在犯罪形态的制约因素，减低盗窃数额从客观上看并不能排除主观违法性要素，根据行为一般情况和一般社会生活经验肯定其具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因而应对行为予以否定评价。虽然确实降低了财产的损害，但不应视为降低风险的行为。在这里，肯定行为人的行为非“降低法所不容的危险”的行为，重心在于并非风险没有被降低，而是行为本身不能认定为降低风险的行为。
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客观归责论强调不法的重心在客观构成要件，而风险是否被允许，以风险是否足以导致法益受害为判断依据，风险能否导致法益受害，有一般生活经验上的客观标准可循，与行为人如何认定或有无认识并无关涉。③而若依“行为非价”诠释“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则必然论及主观违法性要素，似改变了客观归责论强调不法的重心在客观构成要件的理论基础，何解？
事实是自客观归责论发展至今，从未否认过除客观归责判断之外，还需要作主观构成要件判断，其判断的准据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对行为客观面的判断若和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对应，则客观构成要件合致。而若行为的主观面和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对应，则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合致。该理论称为“对应理论”。根据对应理论判断构成要件合致性，则客观归责意图将故意的判断决定于客观构成要件的功能无法得到彻底印证，因故意所认识的对象，亦即用作判断标准的客观构成要件有两个：一为判断者从行为外观所认定的，一为行为人自己的认知。在存在错误的情形，根据行为外观解读的客观构成要件，其实仅是依客观面进行判断，并非和行为人的认知相符，导致依据“对应理论”对客观面和主观面分离判断中，客观面判断经主观面判断之后可能被推翻，或无法确定应依据哪一个客观构成要件进行判断，因为着手实施的行为究竟是什么样的行为，必须依行为人的故意所确定。故此，行为人的主观面有不法的定向作用，甚至是决定行为不法色彩的主要因素。④
另外，从刑法哲学的角度出发，客观危害是犯罪人客观上所具有的某种属性，该属性是建立在犯罪人客观行为状态之上的行为事实。其中，刑法中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应当受到刑罚处罚，其特征包括心素和体素。所谓行为的心素是指意思决定与意思活动，只有在一定的意思支配下的举止，才能归属于人的行为，人的意思是行为的必备要素。而体素即指身体的动静，是行为的外部表现。心素和体素同时具备的行为，才是刑法上的行为。⑤据此，依“行为非价”诠释“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是对行为心素的客观价值判断，并非在责任层面对其进行检讨，这与客观归责论倡导的客观目的性是合致的。
2、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
虽然制造了法所不容的风险，但该风险并未实现，则只能构成未遂犯。例如受枪伤的行为人送医救治，在医院被火烧死，虽然开枪的人制造了风险，但并没有进一步实现该风险，这实际上是没有实现构成要件，故不能认为是实现风险。⑥
在传统所认为的因果流程错误的例子中，所谓的不重要因果流程偏离的情形，仍然能够以该原则进行检验。例如“韦伯的概括故意”，行为人将人杀死后埋葬，实际被害人是死于因埋葬引起的窒息，而并非行为人的杀人行为。传统理论以“概括故意”来忽视因果流程的偏差而实现归责。若应用该原则，这并非一般所认为的是故意的问题，而是客观构成要件有无实现的问题。行为人不但制造了风险，而且该风险依然实现了，故应予以归责。
除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外，尚需该风险被实现，如果风险被实现了，并非被法所不容，例如某人超速之后减速并保持了限速，但减速后，却撞了人，虽然其在超速时制造了法所不容的风险，但在减速时，并没有将这个风险实现，因此不可予以归责。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如果结果不在注意规范保护目的的范围之内，则仍然不可归责。例如牙医为某人拔牙并实施麻醉，此人死于心脏衰竭，其在事前确已告知牙医其心脏有问题，但牙医没有依规定找麻醉师而自行实施麻醉，事后确定，即使经麻醉师检查，也无法查出此人的心脏问题，而此人只可能因麻醉程序而延后死亡时间。在该例中，牙医会同麻醉师的义务这一规定，其目的并不在于短期延长被害人的生命，因此该结果并非是规范保护目的所要保护的结果，故不应予以归责。⑦
根据笔者前论的观点，认为客观归责论可视不法二元论为其法理内涵，以“行为非价”诠释“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结果非价”诠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在此基础上，则导致一个重要疑问的产生。客观归责论者通常认为，对于“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这个要件，若虽然制造了法所不容的风险，但该风险并未实现，则只能构成未遂犯，不能认为是实现风险。但若以“结果非价”诠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因未遂犯的实质是对法益所产生的威胁，就此而言，应该纳入“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的范畴。但“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却排斥对未遂犯的论理，原因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