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的意见
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的意见
农医发[2010]5号
2006年，我部颁布实施《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67号），启动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以下简称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经过前期技术准备和四省市试点建设阶段，目前追溯体系建设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并在动物及动物产品追溯管理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根据《动物防疫法》、《畜牧法》要求和2009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精神，为加快推进追溯体系建设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进一步提高对追溯体系建设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
（一）建立追溯体系是畜牧兽医行业的一项基础工作，十分必要，势在必行。建立追溯体系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健康养殖，提高畜牧兽医行业管理水平的要求；是开展动物流行病学调查，进行动物疫病追踪，提高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水平的要求；是对动物及动物产品实施全程有效监管和追踪溯源，提升动物卫生监管水平，确保动物产品安全的要求；是与国际上广泛推行追溯体系接轨，打破动物及动物产品国际贸易技术壁垒，促进我国动物及动物产品出口的要求。目前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已将追溯体系列为《陆生动物卫生法典》的重要内容，并在国际上取得广泛共识。2007年、2009年中央1号文件均明确提出加快追溯体系建设的要求。但目前一些地方还存在对推进追溯体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到位，工作开展不平衡、力度不大等问题，影响了追溯体系建设的全面推进。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追溯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把追溯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实现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溯源管理。
二、明确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
（二）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加强领导、密切协作，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确保质量，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的原则，以实现动物及动物产品溯源管理为目标，以提高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能力为着力点，以耳标佩戴、信息采集传输、数据中心建设和数据管理为基础，切实加快追溯体系建设步伐，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追溯体系。
（三）目标任务。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逐步建立既适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的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实现动物及动物产品可追溯管理，切实提高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能力，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其中：
2010年-2011年：全面推进猪、牛、羊二维码耳标佩戴工作，耳标佩戴率达到90%以上，进入流通环节猪、牛、羊的耳标佩戴率达到100%；中央数据库功能完备，省级数据库逐步建立，软件研发、应用能够满足工作需要；牲畜二维码耳标及移动智能识读器等设备质量进一步提升；完成种用猪、牛、羊，奶牛以及跨省调运猪、牛、羊的数据采集、传输，实现上述动物的可追溯管理。
2012年-2013年：猪、牛、羊耳标佩戴率达到100%；中央数据库和省级数据库能够满足工作需要；完成所有出栏猪、牛、羊的数据采集、传输，实现调运猪、牛、羊的可追溯管理。
2014年：完成所有猪、牛、羊的数据采集、传输，实现对所有猪、牛、羊的全面、快速、准确追踪溯源。
内蒙、甘肃、宁夏、新疆、青海、四川、西藏等省（区、市）的牧区2011年前进入流通环节牛、羊的耳标佩戴率要达到100%；2013年牛、羊耳标佩戴率要达到80%以上，2013年要达到100%。
三、强化措施，加快推进追溯体系建设和追溯工作
（四）逐步完善制度建设。要进一步完善追溯体系建设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做到追溯体系建设工作有制度、有措施、有方法、有步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按照本《意见》要求，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进追溯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确保追溯体系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五）加强对牲畜耳标和移动智能识读器等的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加强牲畜耳标和移动智能识读器等的申请、招标采购、发放和领用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建立发放、使用登记制度，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中标耳标和移动智能识读器等的供应和质量，发现问题及时与农业部兽医局和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沟通。农业部将逐步建立完善耳标、移动智能识读器等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采取抽样检测和监督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牲畜耳标和移动智能识读器等的质量管理。
（六）建立和完善追溯体系数据中心。要尽快建立完善中央和省级追溯体系数据中心及软件系统的开发，追溯体系数据中心建设要与追溯体系建设开展规模相适应，并根据工作需要逐步扩大追溯体系数据库容量。对数据中心要做到规范管理，确保数据中心正常运转和安全，做到数据分析及时有效，能够适应追溯工作的需要。
（七）做好耳标佩戴和信息采集传输工作。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组织和指导养殖场（户）为养殖的动物及时佩戴耳标，逐步提高耳标佩戴率；加强对数据采集的管理，保证采集的数据真实可靠；要加强与中国移动等部门的沟通协调；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数据及时传输到中央数据库。采集和传输的数据包括耳标号码、动物品种、性别、出生日期、毛色、畜主姓名、养殖场（户）地址及强制免疫情况等信息。种用动物还应包括该动物父本、母本的品种和耳标号码；调运动物时还应采集出栏时间、用途、运输目的地等信息；屠宰动物时还应采集屠宰场（厂）名称、地址、屠宰时间等信息。
（八）加强追溯体系建设档案管理。建立养殖档案和防疫档案是实现动物及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疫病可追溯管理的基本手段。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指导畜禽养殖场严格按照《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以及农业部有关规定建立养殖档案，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根据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需要，建立畜禽养殖场和畜禽养殖户的畜禽防疫档案，要确保防疫档案、养殖档案和牲畜耳标信息的有效衔接，提高养殖生产过程的透明度，实现全程监管，从源头上确保动物产品质量安全。
（九）进一步加大培训工作力度。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制定详细的追溯体系建设培训计划，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基层人员追溯体系业务培训，确保基层人员熟练耳标佩戴、操作识读器等设备，顺利推进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的开展。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加强对各地师资培训，指导各地做好培训工作。
（十）加快追溯体系研发应用力度。要组织有关单位积极开展追溯体系相关技术的研发工作。跟踪研究有关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追溯体系建设的动态和做法，继续完善提高现有追溯体系的相关技术，积极研究追溯技术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模式和方法，开展追溯体系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和开发，加强技术储备，探索新技术在追溯体系建设中的应用。要组织有关单位加快对识读器、IC卡等重要识读设备的技术研发工作，改进和完善产品功能，提高查询速度和识读效果，保证识读质量。在使用移动智能识读器采集数据的同时，尽快开发应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数据采集、传输的技术，实现数据采集传输的多样化。
（十一）积极开展可追溯管理。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或出现动物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时，要及时通过中央数据库查明动物饲养场（户）、运输路线、屠宰场（点）等移动轨迹以及强制免疫信息，结合养殖档案、检疫记录和屠宰记录等从源头查找问题，实现动物疫病和动物产品质量安全有效追溯。
四、加强领导，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十二）进一步强化追溯体系建设管理机构，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把追溯体系建设和追溯工作作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来抓，进一步充实完善追溯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建立追溯体系工作管理机构，形成统一、协调、有序的管理体制。农业部追溯体系具体工作由兽医局负责，重大问题由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加强力量，负责中央数据中心的建设、维护以及追溯体系建设的技术支持，做好技术咨询服务，对参与的企业和研究单位进行监督指导协调，并指导各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追溯体系建设和追溯工作。地方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均要加强对追溯体系建设和追溯工作的领导，并明确专门机构具体组织实施，细化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的具体要求、责任和目标，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行。要建立工作绩效考核机制,将追溯体系建设工作任务层层分解到具体单位和责任人，并加大督导检查力度，扎实推进追溯体系建设各项工作。
（十三）加大追溯体系建设资金投入力度。农业部将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加大对追溯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家投资计划加快追溯设备购置进度，尽快投入使用，要积极协调当地计划和财政部门，加大牲畜耳标、追溯设备、省级数据库和追溯体系建设各项工作经费的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工作手段，提高工作质量，保障追溯体系建设工作正常开展。
（十四）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严格按照《动物防疫法》和《畜牧法》有关规定，切实加大执法工作力度，严格执法程序，及时纠正和查处畜禽养殖、运输、销售、屠宰等环节违反标识使用和养殖档案管理有关规定的各类违法行为。地方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根据实际工作开展情况，可以将《畜牧法》规定的有关畜禽标识的执法职能委托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实施。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对动物实施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时，对没有佩戴耳标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公路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发现未佩戴牲畜耳标的动物不得放行，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十五）加强宣传，营造追溯体系良好的社会环境。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的沟通，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广泛宣传追溯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要充分调动养殖者、有关企业及相关方面的积极性，赢得主动，为推进追溯体系建设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一日
“寄宿罪状”之提出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融合
欧锦雄
摘要：目前，我国刑法典并未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因此，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为了使罪刑法定原则得以全面贯彻，我国刑法典应明文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罪状应采用一种新罪状——“寄宿罪状”。寄宿罪状的制定可以使各种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均具有各自独立的犯罪构成，且构成要件明确化，从而使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同时，寄宿罪状的制定还可以使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更具科学性，也可以使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愈趋完善。文章对寄宿罪状的概念、特征、意义及其制定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关键词：不作为、犯罪、不纯正、寄宿罪状、罪刑法定
不作为犯罪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罪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纯正不作为犯罪又称真正不作为犯罪，它是指刑法规定的、唯有以不作为的方式才能构成的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又称不真正不作为犯罪，一般认为，它是指以不作为形式实现的、通常以作为形式构成的犯罪。纯正不作为犯罪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因此，对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并不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但是，我国刑法典在总则和分则中均未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是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定罪处罚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但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其相对应的
作为犯罪具有基本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它确有定罪处罚之必要，因此，我国刑法典应明文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以便使罪刑法定原则得到全面的贯彻。为了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化问题，笔者斗胆地提出制定“寄宿罪状”的立法主张，以求教于刑法界同仁。
一、关于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争论及评析
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是外国刑法学者争论已久的问题，但是，我国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予以足够重视。这一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研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基础问题，同时，也是有无必要制定“寄宿罪状”的理论问题，因此，有必要予以分析。目前，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又从不同角度论述其理由。以前的义务侵害说认为，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依据的不是成文法而是习惯法，所以，有学者认为，义务侵害说违反罪刑法定主义。（1）迈耶在批判“保证人说”时指出，这里的法定义务（保证义务）并没有明确规定在犯罪构成中。 因此，法定义务就只能在习惯法上寻找。这缺乏实定法的根据，是构成要件的扩张。 因此，处罚违反法定义务的不作为不外乎是类推适用作为犯的犯罪构成要件， 这违反罪刑法定主义。（2）阿明•考夫曼及魏采尔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符合独立于作为犯构成要件的、没有规定在法规上的命令构成要件。其结果处
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罪是类推适用具有共同的保护法益及法定刑的作为犯构成要件，从而产生了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的疑问。（3）金泽文雄则指出，不真正不作为犯是以作为义务为其本质构成的，而该作为义务产生于命令规范，故不真正不作为是违反命令规范的犯罪。而规定作为犯的规范是一种禁止规范，根据作为犯的处罚规定，认定违反命令规范的不真正不作为犯，无疑是类推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4） 而黎宏博士认为，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罪是同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性原则相抵触的。（5）上述学者分别从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排斥习惯法原则，禁止类推原则和明确性原则）的角度来阐述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另一种观点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德国、日本刑法理论上的通说仍然肯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可罚性，并认为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并非类推解释。（6）日高义博认为，在今天，“禁止类推解释”并不是要求严格的文理解释。通说允许扩张解释而不允许类推解释，两者的区别是由是否超出了刑法条文预定范围的解释决定的。通说上允许的扩张解释，也可以说是运用了某种程度上的类推解释。类推解释和扩张解释以合目的性和逻
辑必然性为标准来区分。（7）日高义博还提出，“根据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来填补不真正不作为犯存在结构上的空隙，解决了等置问题。既然等置问题得以解决，就可以说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依据的是构成要件的恰当解释。而且所明确的解决等置问题的标准也说明了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并非罪刑法定主义所禁止的类推解释。同时，既然在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上寻求解决等置问题的标准，也就明确限定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同时又为法官进行构成要件的补充提供了指南，所以，满足了罪刑法定主义派生原则之一的‘构成要件明确性’的要求。”（8）香川达夫则正面肯定类推解释，从而肯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可罚性。（9）肖中华博士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归根结底属于法律解释或学理上的问题。（10）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是否是类推解释、如何对待类推解释的角度，或者从法律解释、学理的角度来说明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笔者认为，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处罚不纯正不作犯罪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国新刑法典第3条明文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包括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罪之法定是指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是什么，均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刑之法定是指有哪些刑种、各种刑种如何适用、每种犯罪的量刑幅度如何，均由法律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有以下几个派生原则：禁止类推原则、排斥习惯法原则、明确性原则。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和作为犯罪的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是不同的。首先，两者的犯罪构成存在较大的区别。两者损害的客体（法益）和主观要件没有明显的区别，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犯罪主体和犯罪客观要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犯罪主体要求负有某种特定义务，而作为犯罪的主体不要求负有这种特定义务。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犯罪客观要件，作为犯罪的作为能够引起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并能支配、操纵这一因果关系，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不作为只不过是能够利用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而已。作为具有原因力，不作为没有原因力。（11） 其次，两者的规范结构明显不同。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禁止性规范，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应属于命令性规范（当刑法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时，才可以说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命令性规范）。既然两者在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上存在着较大区别，因此，从理论上讲，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应是各自独立的、不同类的两种犯罪。在刑法典总则和分则均未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若直接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罪状、罪名、法定刑来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就属于指鹿为马，属于将刑法并未规定为犯罪的不纯正不作为牵强地强行套用其他不同类的犯罪的规定，这势必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目前，我国新刑法典并未明文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但是，在实践中，刑事司法实务界依以往的习惯仍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进行定罪处罚，这显然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可否通过类推解释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有关规定对其定罪处罚呢？关于类推和类推解释的问题，刑法学界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禁止类推和类推解释，因为类推和类推解释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这已成为通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适用类推和类推解释，例如，甘雨沛教授、何鹏教授在论著中提到，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是绝对禁止类推及类推解释的，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文化不断发展，情况不断变化，过于拘泥于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绝对禁止类推运用，有碍于刑法的合目的性、合理性的解释论。因此，丹麦、格陵兰等国家在刑法典中也有类推适用的规定，有的国家如日本，虽在宪法中规定了罪刑法定主义，但却借扩张解释之名，进行类推解释之实。（12）对于后一种观点，在刑法典明文规定类推和类推解释制度的情况下，即使说，适用类推和类推解释可以认为其遵循了相对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在法律没有规定类推制度的情况下，若仅以学理适用类推，则绝对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笔者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在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上有着较大的不同，它们是完全不同类的两种犯罪。在我国，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在法律没有规定类推制度的情况下，如果通过类推解释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罪状、罪名、法定刑对其定罪处
罚，就属于无法律依据的、牵强的学理类推，这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其实，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来说，完全可以通过立法解决其犯罪构成要件明确化的问题， 具体做法是后文提到的“寄宿罪状”的制定。一旦科学地解决了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化问题，即可消除或减少前述的理论纷争。
香川达夫正面肯定类推解释，从而肯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可罚性，这是在无法通过立法来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明确化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主张。而他所肯定的类推解释其实是学理的类推解释。日高义博根据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解决等置问题，以此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依据的是构成要件的恰当解释，而并非罪刑法定主义所禁止的类推解释。但是，由于刑法典并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更没有规定作为犯罪与其相对应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具有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因此，日高义博的解释也无法摆脱学理的类推解释之嫌。肖中华博士提出的依法律解释或学理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问题，同样，也存在学理的类推解释之嫌或越权解释之嫌。应当强调，对于类推解释，若刑法典未明文规定允许适用，甚至司法解释也未明文规定允许适用，那么，这些类推解释属于学理上的类推解释，它们均无法律效力，而越权解释同样也无法律效力，司法人员若以此为据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则违反罪刑原则。
二、各国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态度
既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具有可罚性，而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又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此，我国刑法典在立法上应明文规定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的内容，从而使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有法可依。为了在刑法典上更科学地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确有必要考察各国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刑事立法例及立法态度。通过考察，若发现有可用的刑法立法例或可参考的立法主张，就可以将其移植过来，或借鉴其合理之处，并进行必要的立法创新。寄宿罪状之提出，即是在考察各国立法态度后受到启发而产生的立法创新思想。
从各国的刑法立法例及有关争论看，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态度有以几种：
（一）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完全否认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持该种立法态度的国家有法国和比利时。在法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国，与此相应，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观念得到广泛支持，所以，在法国，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是不可罚的。（13）
（二）采取在总则中设立一般处罚规定的方法。最近的立法例采用的都是这种方法。（14）例如，德国刑法总则第十三条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规定：
“第十三条（由不作为实施）
（1）对符合刑罚法规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之结果，不防止其发生者，依该法规处罚之；但以依法必须保证不发生结果且其不作为与由作为而实现法定构成要件之情形相当者为限。
（2）不作为犯之刑，得以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减轻之。”（15）
（三）采用在分则中规定的方法。分则立法的大致目标可以说是把至今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典型的犯罪形态个别地规定，（16）或者把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犯罪形态逐个地规定。例如，关于不作为杀人的规
定，格林瓦尔德提出在杀人罪规定的后面设立如下关于防止死亡结果的规定：
“第×条（不防止死亡结果）
1、不防止人的死亡结果，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者，和导致人的死亡者视为同等。
（1）和被害人是亲子关系或是其配偶者；
（2）和被害人在生活中结为密切关系者；
（3）承担保护被害人之责任者；
（4）从事与被害人同时伴有危险之工作者；
（5）由危险行为导致发生死亡之高度盖然性者。
但是，不作为之刑罚，得依第六十五条减轻之。
2、没有阻止成年人自杀者，且其自杀基于自由决意，而决意并非由于事实之错误的情形，不予处罚。”（17）
（四）放弃考虑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因为立法技术上不能明确规定法定作为义务产生的根据及范围，就不能满足构成要件明确
性要求。具体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应象以往那样，委托给学说，判例。（18）
笔者认为，第一种立法态度完全否认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社危害性大体相当，确有以刑罚处罚的必要。因此，这一观点是不值得赞同。
第二种立法态度主张在总则中设立一般性处罚规定，其目的是想解决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但是，从现有立法例及理论解释来看，其规定的内容只作一般的、宣言性的原则规定，且其理论在解释上不将总则的规定作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内容看待,所以,其无法使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明确化,这同样有违于罪刑法定原则。
第三种态度主张在分则中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若按这种作法就需要大规模地修改刑法典，这将会使刑法典变得过于庞大和繁杂。
庞大而繁杂的刑法典，不利于司法，也不利于普法，因此，这一立法主张也是不可取的。
第四种态度主张放弃考虑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但是，前文已论证，在刑法未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罚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从前述四种立法态度看，它们均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此，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问题上，我国刑事立法不能照搬其刑法立法
例，也不能不加分析就全部接受其立法观点。笔者认为，就不纯正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