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央国家机关《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实施细则


关于印发《中央国家机关〈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实施细则》的通知

［98］国管财字第266号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结合中央国家机关的实际情况，我们制定了《中央国家机关〈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中央国家机关〈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实施细则》







中央国家机关《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行政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各部门行政工作任务的完成，根据财政部印发的《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结合中央国家机关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国务院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实行预算管理的其他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下统称各部门）的行政财务活动，应遵守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 各部门必须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开展行政财务活动。在财务管理工作中，要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量入为出，科学、合理地安排各项支出，注重资金使用效益。



第二章 任务、机构、人员


　　第四条 行政财务管理的基本任务是：
　　（一）根据本部门工作任务的需要和主管预算单位的要求，编制本部门的预算；
　　（二）依照国家有关法规，搞好预算外资金收入和其他收入管理；
　　（三）根据核定的预算，统筹安排、使用各项资金，保障本部门正常运转的资金需要；
　　（四）加强国有资产价值形态的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五）定期编制财务报告，如实反映财务收支状况，科学分析财务活动，积极参与财务决策；
　　（六）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对本部门的行政财务活动进行控制、监督，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七）对机关后勤服务单位的有关财务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
　　（八）完成上级主管部门和本部门领导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
　　第五条 各部门应设置相应的行政财务管理部门，并配备必要的财务人员。个别人员编制少或财务工作量小的部门，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不设立专门的财务管理机构，作为单据报销单位管理。
　　第六条 各部门行政财务管理部门负责人要有较强业务和组织能力，能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并具备相当于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水平。行政财务人员必须具有财务会计专业或相近专业大专以上学历，遵守职业道德，并持有会计征。行政财务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
　　第七条 行政财务活动应在部门行政负责人的领导下，由行政财务管理部门统一管理，不得随意分散管理，确有必要分散管理的，应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章 预算管理


　　第八条 预算是指各部门为完成工作任务，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编制的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各部门的预算包括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
　　第九条 按照预算管理权限和经费领拨关系，中央国家机关的预算管理分为下列三个级次；
　（一）向财政部报领经费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是中央国家机关行政经费预算的主管预算单位；
　（二）向国管局报领经费，并对下级部门核拨经费的单位，为二级预算单位；
　（三）向上级预算单位报领经费，没有下级拨款单位的；为基层预算单位。
　　第十条 国管局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经费预算销申请、领拨、分配、调整，以及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负责制定中央国家机关经费预算管理、财务管理办法及其监督执行工作，并向财政部负责；二级预算单位负责本部门和下一级预算单位经费预算的申请、领拨、分配、调整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制订本部门经费预算管理及财务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并向国管局负责；基层预算单位负责本部门经费预算的申请和使用，制订本单位经费预算管理及财务管理具体实施办法，并向上级主管单位负责。各级预算单位应按上述预算管理级次和管理权限报领、核拨经费，并按照批准的预算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中央国家机关经费预算实行收支统一管理，定额、定项拨款，结余留用的管理办法。各部门的各项收入和支出应当全部纳入单位预算统一管理，并由行政财务管理机构统筹安排使用。各部门取得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和其他收入应当首先用于弥补经常性支出不足和必要的专项支出。
　　第十二条 各部门的预算按下列程序编报和审批：
　　（一） 各部门根据下一年度工作任务和收入、支出增减因素，测算、编制下一年度收入、支出概算，于每年10月上旬报送国管局；
　　（二） 国管局审核、汇总各部门下一年度收入、支出概算后，于每年10月下旬报送财政部；
　　（三） 国管局根据财政部下达的预算指标，参考各部门的概算，核定各部门的经费预算；
　　（四） 各部门根据国管局核定的预算指标，正式编制年度预算，按规定时间报送，一式两份。
　　（五） 国管局核定各部门年度预算。
　　第十三条 国管局按照以下办法核定各部门的预算。
　　（一）个人部分支出预算按照有关政策规定的开支标准确定；
　　（二）公用部分支出预算按照保证需要、节约开支和公开、公平、合理的原则，根据人员编制和确定的预算定额核定；
　　（三）专项经费根据财政部核定的专项经费预算指标或当年可调剂的财力，按照兼顾需要和可能的原则核定。
　　（四）预算外资金收入和其他收入预算按部门上报的预计数核定。
　　第十四条 各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年度预算，按照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统筹安排各项支出，不得超预算或无预算安排支出。
　　第十五条 各部门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原则上不调整财政预算拨款收入和从财政专户核拨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因国家政策、人员编制、工作任务等有重大调整，对预算执行影响较大，确需调整预算时，应以书面文件形式于每年9月底前报送国管局审核批准后进行调整。各部门非拨款收入部分的预算需要调整的，应报送国管局备案，并在年终决算中说明，国管局在决算批复时予以审核确认.



第四章 收入管理


　　第十六条 收入是指各部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包括财政预算拨款收入、预算外资金收入和其他收入。
　　第十七条 财政预算拨款收入是指主管预算单位核拨的财政预算资金，是各部门主要经费来源。
财政预算拨款可分为经常性经费拨款和专项经费拨款。
经常性经费拨款是指为维持各部门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需的经费拨款。
专项经费拨款是指各部门为完成专项或特殊工作任务所需的经费拨款。
　　第十八条 预算外资金收入是指按规定从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核拨给各部门的预算外资金，以及经财政部门核准留给部门按计划使用，不上缴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的少量预算外资金。
　　第十九条 预算外资金主要包括。
　　（一） 各部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收取、提取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资金、附加收入）和凭借政府职权筹集的资金等.
　　（二） 各部门按照经财政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共同审批的项目和标准，收取、提取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三）各部门按照国务院或财政部审批的项目和标准，向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征收、募集或以政府信誉建立的具有特定用途的各项基金（资金、附加收入）；
　　（四）各部门按照国家规定从所属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集中的管理费及其他资金；
　　（五） 其他未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主要包括各部门以政府名义获得的各种捐赠资金和派住境外机构的非经营收入、财政专户利息等。各部门必须合法取得预算外资金，并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从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取得的预算外资金收入，是部门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执收部门的自有资金，执收部门不得按比例提成、分配。
　　第二十条 其他收入是指各部门取得的除财政预算拨款收入、预算外资金收入以外的其他各项合法收入。其他收入主要包括固定资产临时出租收入、固定资产有偿转让收入、固定资产报废残值收入、废旧物品变卖收入、财产物资损失赔偿收入、利息收入、劳务服务性收入、机关后勤单位上缴收入等。
　　第二十一条 各部门合理、合法组织的劳务服务性收入，主要包括机关组织的劳务收入、咨询收入、科技文化活动收入、非独立核算机关后勤单位的服务收入。书刊发行收入等。各部门在合理、合法组织劳务服务性收入时，应注重经济效益，引入激励机制，可采取按收入的固定比例提成的办法，对参与组织收入的单位或个人进行适当劳务补助，提成比例不得超过该项收入总额的10％，具体提成比例、分配办法，由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后报国管局备案。
　　第二十二条 各部门取得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其他收入，应当纳入单位预算进行统一管理，不得分散于各职能部门管理。



第五章 支出管理


　　第二十三条 支出是各部门开展业务活动所发生的资金耗费。各部门的经费支出包括经常性经费支出、专项经费支出和自筹基本建设支出三部分.
　　第二十四条 经常性经费支出是指各部门为维持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发生的资金耗费，包括人员经费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
　　第二十五条 人员经费支出是指直接用于公务员个人待遇部分的支出，包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
　　第二十六条 各部门应加强人员经费支出的管理，严格按核定的人员编制控制经费开支人数。不得随意扩大开支范围或提高开支标准。
　　第二十七条 公用经费支出是指各部门为完成工作任务，用于设备和设施购置、维持、消耗，以及直接用于开展业务活动所发生的资金消耗，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业务招待费、其他费用。
　　第二十八条 各部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公用经费支出的管理；国家没有明确规定的，各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既能保证工作任务完成、又能节约开支的前提下，分别采取定额包干、超支不补或规定支出限额、超支自负等办法，努力减少公用经费支出中的浪费现象，加强公用经费支出的管理。
　　第二十九条 各部门要根据有关规定，明确各款经费的开支界限，按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内容列支，努力做到互不挤占。对垫付的款项，要制定相应的回收办法，对合署办公垫支的款项，要制定合理的分摊办法，收回的垫付款项冲减相应支出。
　　第三十条　各部门开展业务活动所需的劳务和商品，要遵照国家有关"政府采购"规定，由有关采购部门按照集中统一、公开招标、公开竞价的方式进行采购。
　　第三十一条 各部门要严格控制会议数量，对批准召开的会议，要严格控制会议人数和会议天数，逐步实行会议定点管理。会议的各项支出，应按规定的开支标准和范围列支。
　　第三十二条 各部门要充分提高现有办公设备的利用率，按照合理、节约、高效的原则，根据财力可能，统筹安排好必需办公设备的购置。
　　第三十三条 专项经费支出是指各部门为完成专项或特殊工作任务所发生的资金耗费。专项经费支出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用途和数额安排使用，不得任意改变其用途。项目完成后，要向主管预算单位报送专项经费支出决算和专项经费使用效果的报告。
　　第三十四条 自筹基本建设支出是指各部门经批准用财政预算拨款以外的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各部门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和其他收入在保证机关正常开支所需后，确有余力需要用于基本建设的，应当报经国管局审批后，列自筹基本建设支出，其结转资金纳入基本建设财务统一管理。
　　第三十五条 各部门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支出的审批、报销制度，防止多头审批和无计划开支、重大支出项目，应科学论证后报部门领导集体研究决定。
　　第三十六条 各部门年度各项收入与支出相抵后的结余，年终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不进行分配，其中专项经费结余，需报主管预算单位批准后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
　　第三十七条 各部门收回本年度已列为经费支出的款项，冲减当年的经费支出；收回以前年度已经列为经费支出的款项，增加结余，不得冲减当年经费支出。



第六章 资产管理


　　第三十八条 资产是指各部门占有或者使用的、并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
　　第三十九条 流动资产是指可以在一年内变现或者耗用的资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库存材料，暂付款。各部门购买的有价证券视同流动资产。
　　第四十条 各部门必须认真执行国家有关现金管理的规定，指定专职出纳人员，负责现金的管理。各项现金收付必须严密手续，保证安全。除银行规定的库存限额以外，库存现金都必须存入银行。现金管理必须做到日清月结，账款相符，不得以白条抵库。
　　第四十一条 各部门应认真执行国家有关银行存款管理的规定，指定专职出纳人员负责银行存款的管理，各部门只能在当地就近的国有商业银行或国家政策性银行开设财政资金基本存款户和其他资金存款户，因特殊情况需要增设的，须报国管局审批。
　　第四十二条 各部门应严格遵守银行的各项结算制度，超过银行规定结算起点限额的各项资金往来，都必须通过银行办理转账结算。
各部门不准出租、出借、转让银行账户，套取银行信用。要严格支票管理，不得签发"空头支票"，空白支票必须严格领用、注销手续，银行帐户印鉴和支票应分设专人保管。各部门应及时与银行送达的对帐单逐笔核对银行日记账，年终时，必须全部核对无误。
　　第四十三条 库存材料是指各部门大宗购入的、需要库存的物资材料。
各部门购买的库存材料，应严格入库验收、出库领用手续，并进行定期清查，做到帐实相符。
　　第四十四条 暂付款是指各部门在业务活动中与其他单位、所属单位或本单位职工发生的临时性持结算款项。
各部门应当严格控制暂付款的范围，暂付款不能用于与业务活动无关的事项。暂付款应当及时收回和清理，不得长期挂账。
　　第四十五条 各部门用结余资金购买的有价证券，应当作为货币资金妥善保管。各部门只能购买国债，不得购买其他有价证券。
　　第四十六条 固定资产是指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能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固定资产的单位价值标准是：一般设备单位价值在500元以上，专用设备单位价值在800元以上。
单位价值虽不足以上规定价值标准，但使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资，应当视作固定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专用设备、一般设备、交通工具、图书、其他固定资产。
　　第四十七条 各部门占有、使用的固定资产，由财务部门统一建帐、核算，由资产管理部门统一登记、管理。财务部门和资产管理部门要定期核对，做到帐帐相符，帐实相符，发现问题应查明原因，明确责任，问题严重的报请主管预算单位处理。
固定资产的转移、出售、报废和报损。按照国有资产处置规定办理报批后，由财务部门作相应的帐务处理。
各部门取得的固定资产出租收入、固定资产占用费收入、固定资产有偿转让收入，原则上仍应用于固定资产的更新和维修。
　　第四十八条 各部门应当根据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进行固定资产配置。购置固定资产时，要兼顾单位财力的可能，防止盲目购置、重复购置，造成资金浪费和资产闲置。
　　第四十九条 各部门固定资产的管理，按固定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非经营性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的，应当按照《中央国家机关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报有关部门批准，并收取一定比例的资产占用费。



第七章 应缴款、暂存款的管理


　　第五十条 应缴预算款是各部门依法取得并应上缴国库的预算资金。包括按规定纳入预算管理的基金收入，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款、赃款、礼品变价收入等。
　　第五十一条 应缴财政专户款是各部门按规定代收的应上缴财政专户的预算外资金。应缴财政专户的预算外资金范围及管理办法，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二条 各部门取得应缴预算款、应缴财政专户款时，应当出示有关收费许可证，并按规定使用合法票据。
应缴预算款。应缴财政专户款应按照规定及时、足额上缴，不得挪用、截留或者坐支。
　　第五十三条 暂存款是各部门在业务活动中发生的暂时存放、持结算的款项，主要包括代扣的房租费、水电费，以及党费、团费、工会经费、公费医疗款等。
各部门的暂存款项应按暂存部门的有关要求进行管理，及时清理、结算，不得长期挂帐。
　　第五十四条 暂存款中的代管经费是指各部门的行政财务部门在规定职责之外，受职能部门或其他单位的委托，代其管理的不属于本部门行政财务活动范围的款项。
各部门应按照委托单位的要求和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理款项收付。定期向委托单位核对和报告。年终时向委托单位编报决算。临时代其他单位管理的经费，业务结束时，应及时结清，退回余款。各部门为其他单位代管经费，可适当提取一定的劳务费，其提取比例应与委托代管单位协议确定。为本单位或职能部门代管的经费，不得计提劳务费。
　　第五十五条 各部门不得将应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其他收入作为暂存款或代管经费管理。



第八章 划转撤并部门的财务处理


　　第五十六条 各部门依法划转撤并时，应在财政部门、主管预算单位的监督、指导下，进行全面的财务清查，编制有关财务报表，提供所有的财产物资和往来款项的清单，做好各项财产物资的移交、划转、接收等各项工作。
　　第五十七条 划转撤并部门的资产分别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 转为事业单位和改变隶属关系的部门，经主管预算单位批准，全部资产无偿移交，并相应调整经费预算指标。
　　（二） 转为企业的部门，由原单位负责对其全部资产进行清理和登记造册，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评估作价，经主管预算单位审核并报财政部审批后，其资产全额转作企业的国家资本金；
　　（三） 撤销的部门，应在往来款项处理完毕后，将其全部资产上缴主管预算单位；
　　（四） 合并的部门，其全部资产移交新组建的单位。合并后多余的国有资产，由主管预算单位负责处理。
　　第五十八条 各部门依法划转撤并的，由主管预算单位组织人员或委托社会中介审计机构对其财务活动进行审计。



第九章　财务报告和财务分析


　　第五十九条 财务报告是指全面反映部门一定时期财务状况和预算执行结果的总结性书面文件。包括财务报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第六十条 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总表、支出明细表、基本数字表以及预算外资金收支明细表、专项资金支出情况表及其他有关报表或附表。
　　第六十一条 财务情况说明书应当反映本期收入、支出、结余、专项经费使用、资产增减变动情况，说明影响本期或下期财务状况的重要事项及原因，总结本期财务管理经验，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等。各部门进行财务分析，按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执行，也可根据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增加其他财务分析指标。
　　第六十二条 财务报告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本部门的财务状况，财务报告的编制必须依据会计核算资料和有关文件进行，做到帐表一致。



第十章 财务监督


　　第六十三条 财务监督是各部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对本部门及其后勤单位财务活动进行审核、检查、纠正的行为。各部门的财务监督是国家财政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十四条 财务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 对预算编制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审核、检查；
　　（二） 对各项收入、支出的范围和标准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的情况进行审核，检查；
　　（三） 对财产物资、货币资金管理要求和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审核、督促；
　　（四） 检查内部审计制度、岗位责任制是否真正贯彻落实；
　　（五） 对违反财务规章制度问题的纠正情况进行检查。
　　第六十五条 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稽核制度和审计制度，指定专人负责财务监督工作。各部门要通过帐务检查、现场抽查、联审互查、重点检查等方式，搞好经常性的财务监督工作。　　
　　第六十六条 独立核算的机关后勤服务单位的财务监督工作，由行政财务管理部门负责，必要时由主管预算单位进行专项审核、检查。
　　第六十七条 各部门在财务监督中要坚持原则，依法办事，有错必纠，对违反财务规章制度的问题，要根据有关规定及时进行处理。
　　第六十八条 各部门要积极、主动配合上级审计部门依法进行的审计、检查活动。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六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七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起施行。《中央国家机关机关基金管理办法》（〔92〕国管财字第311号）同时废止。

　　


附： 起草《实施细则》的简要说明


　　财政部制定的《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对行政单位的财务行为作了比较原则的规定，因此，在具体贯彻落实中，各地区、各部门还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贯彻落实细则。为此，我们结合中央国家机关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这个实施细则。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增加了机构和人员的规定。我们认为，财务管理工作的好坏，从一定意义上说，要有财务机构和人员的保证，没有必要的机构和人员，财务管理工作就难以落到实处。目前一方面经费预算供给不足，另一方面，财务管理水平不高，浪费现象严重。因此，有必要强调财务管理机构的设立和人员的配备。
　　二、 结合中央国家机关经费预算管理工作的需要，对预算管理的内容、程序、时间、方法、权限以及预算调整等作了更具体的规定，进一步强调了预算的约束力。
　　三、 根据这次预算会计制度改革的原则要求，对各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收入、预算外资金收入和其他收入的管理提出了较详细的要求。单位预算分为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要求单位的一切收入、支出都要统一纳入预算管理，体现"大预算、大支出"管理的要求。特别是部门取得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强调不是执收部门的自有资金，必须上缴财政专户，从财政专户返还的收入必须纳入单位预算统一管理。
　　四、 结合原有财务管理的一些办法和中央国家机关的实际情况，对其他收入中劳务服务性收入的管理提出了具体的管理要求。
　　五、 体现改革的要求，对各部门公用经费支出管理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各部门在既能保证工作、又能节约开支的前提下，对公用经费开支项目，要采用定额包干、超支不补的办法进行管理；对一些属于个人待遇范围的开支项目，国家有明确规定的，认真执行国家统一规定，国家没有明确规定的，经主管预算单位批准，应当积极稳妥地探索货币化管理的方法，由"暗补"逐步变为"明补"；对一些难以控制的重点支出项目，要采取规定其支出限额、超支由个人负担的办法进行管理。各部门开展公务活动所需商品和劳力，要按照集中采购、公开招标、公开竞价的原则，逐步纳入统一的政府采购制度管理。







　　　　　　　　　　　　　　　　公司内部制度效力研究

　　　　　　　　　　　　　　张羽君 北京大学法学院 博士

　　内容提要: 公司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担当极为重要的角色，公司内部制度也成为现代社会规范体系中愈益重要的一脉，并深嵌于法治的框架之下，同国家法形成各自独立而又上下联动的纵向一体化关系，突破了传统法社会学提出的民间社会规范与国家法的二元结构论。公司内部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源于国家法治尊重财产权利和契约自由的原则，认可其作为社会正式规则系统中的合法部分在自身范围内有效，公共利益原则又使得现代公司内部制度受到国家法的调处，从而平衡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符合法定条件的公司内部制度可以具有司法效力而为法院所采信，同时它本身又如同国家法一样应当具备规范的效力层次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社会的正式规则中，国家法律虽然密如蛛网，但仍然留下了大量的规则空白地带，将这些规则制定权交由社会组织来行使，不仅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的。[1]公司就是这些私性规则的重要制定主体。如今世界各国都承认公司拥有制定内部规章制度的权利，通过行使私性的“立法权”，制定效力及于内部人员和事务的体系化和规模化的制度规范，从而厘定内部秩序，提升管理水准，增进运营效能。同时，现代公司的内部制度已经深深地嵌入国家的法治框架之中。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充分尊重企业法人的独立人格，着力培育市场主体的自治精神，公司因而享有广泛的自主规则制定权；另一方面也对公司内部制度的法治化提出基本要求，公司创设规则不得有悖于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甚至政策的规定，不得逃避公司的法定社会责任。因此，公司内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家法的细化和延展，对法律空白的填补，推动着法律特别是商法的演进。

本文所称公司内部制度，是指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行业特点，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指引下，以规范化制度文本的形式确认和调整公司内部关系，在公司内部予以适用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总和。关于这一概念，需要澄清两个误解：一是，同公司治理制度和公司管理制度相混淆。公司内部制度应当包括治理制度和管理制度两类性质、目标不同的制度规范。公司治理制度解决的是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利益制衡机制的组织制度问题，即主要针对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之间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制度化安排。[2]公司管理制度则是基于公司治理框架下的关于经营管理活动的正式规则，（注：这一区分在过去是不存在的，企业管理的四大职能中就已包括了公司治理的组织职能。但随着企业规模化和复杂化的发展，组织职能愈益重要，有什么样的组织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管理制度，公司治理和管理的性质和目标出现明显分化，前者关注组织制度，后者关注企业运营，前者是为确保企业运营处于正确的轨道上而做出的组织设计，并成为企业管理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在现代公司实践中，治理制度已经从管理制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独立部分。）两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公司内部制度。二是，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相混淆，两者的区别在于：内部控制制度旨在保证财务的可靠性、经营管理的效果效率和对现行法的遵循，从而实现制度化的监督和纠偏机制，它是公司内部审计的直接依据；[3]而公司内部制度，其精神品格不仅在于“控制”，还应体现“激励”的因素，因而较之于内控制度而言，它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

研究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这不仅是因为公司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公司内部制度成为现代社会规范体系中愈益重要的一脉，更在于它真实地关乎企业和员工的切身利益，关乎市场和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健康状况，而且作为一国法律制度的延伸，它也广泛和深刻地影响着一国法治的状况。研究和确定这些去国家化了的私性规则的效力渊源、司法效力和效力结构，对于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纠纷的解决具有实在意义。另一方面，现代公司的内部制度是与国家法律制度相互衔接的规则系统，两者形成各自独立而又上下联动的纵向一体化关系。与传统“民间法”对国家法的疏离不同，公司内部制度作为民间社会的商事规则，在法的实施和推进法治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不失为埃利希“活法”研究在现代商业城市和法治社会中的新展现。

二、效力渊源——与现代法治的对接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之外，公司员工为什么还有遵守公司内部规则，并在违反规则时接受处罚的义务？ 公司为什么拥有制定规则来约束与它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个人，并给予处罚的权力？ 这就需要回答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渊源来自何处的问题。

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最初也最自然地源于其必要性，内部制度建设是公司运营的基础条件之一。公司是人类社会各种组织形态中的一种，而组织与制度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现象，制度根植于其规制的组织之中，而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制度的产物。诸多学者对于组织和制度的这种内在联系做过经典论述。古典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康芒斯在阐释何为制度时，就将组织本身视为一种制度。他认为，在具体的意义上，制度是组织和组织的运作规则，组织为自身制定一系列“业务规则”，规定一定的行为标准，保证组织运转不停。[4]事实证明，世界贸易组织（WTO）实质上就是由一系列法律制度构成的实体，没有相关法律制度就没有 WTO 的存在。社会学家韦伯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大型企业组织的专业化管理要求将个性化、非正式结构的运作模式让位给制度化管理，采行以科层制为基础的由理性规则预设了的权利结构，利用纯粹的组织和制度的技术性优势，来保障现代管理所要求的最大限度的快速、准确、严格和持续性。[5]制度对公司的重要性，从最为现实的管理角度而言，正像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言：“过去，人是第一位的；未来，制度是第一位的。”[6]法国组织制度学派（the institutionalist the-ory）认为，组织本身可以视为一种制度状态，它需要在以特定的理念或观念为核心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制度体系，使组织合法存在、理性运行。组织和制度是无法分割的，任何一种组织都会有其制度存在，只不过制度的表现形态不一。国家是最重要的组织，但国家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组织，公司就是其中的一种，它们享有自治性和独立性。[7]制定规则是公司自治性和独立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公司就是一种理所应当创制内部规则的组织，是私性团体通过为自己提供“法律规则”而延续自身的自然倾向的结果。

然而，在现代国家和社会治理环境下，仅仅从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实用性角度来解释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渊源是过于浅表而缺少说服力的，它无法回答公司内部制度安排与公司外部制度环境的复杂关系，也难以理清公司置身其中的社会大背景中各规则系统之间的联系和矛盾。组织制度学派们将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归结于“自然”的观点，实际是降低了公司的复杂性，忽视了它的社会角色，某种程度而言，是将公司的绝对权力合法化，而无视公司在内部和外部都存在着的利益攸关的复杂情况和公司行为所带来的外部后果。[8]在公司内部制度何以有效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1）上述理论未触及公司权力及公司“立法权”的正当性和深层次基础。（2）公司和其他诸如学校、社团、村委会、居委会等社会自治组织有所不同，属于纯粹的私性主体，一般不具有公共职能，它和个人之间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形成平等的交易关系。那么，在法治状态下，公司何以有权为实现自己的存续和利益目标，而通过自身创制的规则来处分员工的权利义务关系？ （3）公司制定内部规则的权力如果不是绝对的，那么其边界在哪里，如何受到调控和监督？

财产权理论是回答上述第一个问题的有效进路。财产权是社会主体的一项基本权利，对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是商业自由原则的前提条件，也是市民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归根结蒂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石要素之一。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拥有自主处理法人财产的权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中就包括自主制定内部制度的权利，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实现财产的最大化利益。因此，公司享有的规则制定权之所以正当合理，就在于法治对公司基于财产权而享有的自治原则的尊重和维护。法治经济尊重财产权合法的自由意志，保护财产权利的自主行使而不受非法干涉，并且遵循任何私权若非法律特别禁止即可为的原则。所以，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或者作出规定，公司就可以自行进行制度设置甚至制度创新，所创设的制度就应当是有效的。反过来，公司正当地行使私性“立法权”也是公司财产处分的一种方式，是公司自治精神的一种体现，它意味着公司在守法遵规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身的意志、理念和判断不受干涉地建规立制，以实现公司利益。可见，公司内部制度合理的拘束效力来源于法治社会对私权自治和财产权的尊重与保护。

契约理论可以解决第二个问题。这一理论认为，公司所属员工之所以接受公司内部规则的支配，原因就在于他们同公司订立了劳动合同。公司内部制度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应为雇员所默许接受，其法律效力和约束力源于双方的共同意愿。[9]这样，员工便以劳动合同的形式与公司达成接受公司内部规则约束的契约。然而，这里存在的问题：一是，员工何以应当接受订立劳动合同之后新增的或者修改了的规则的约束呢？ 二是，如何解释一位并未订立劳动合同，但在公司内部承担一定职责的人，也需受到公司内部规则的支配呢？[10]实际上，任何人一旦自愿加盟一个公司，就意味着他已然同意接受该公司内部制度的约束，这是作为一个组织成员应尽的义务。换言之，公司在合理范围内拥有针对员工的权力，正是由于员工通过劳动合同接受了这种隶属关系。而公司所享有的对员工支配权的合理范围是由法律予以界定的，只要法不禁止即为许可。这势必产生一个特性，即在公司和员工之间形成了一种必要的和有限的不对等关系。公司的命令权源自对财产权的控制，而员工的服从则是源自于他最初签订的契约。如果员工不同意接受公司内部规则的约束，那么他必将面临辞职或者被辞退的境况，因为他已经违反了双方缔结合约的合意基础。总之，法律和劳动合同保障了员工进入和退出公司的机制，而员工入职特定的公司组织，就意味着他连带地负有遵守公司制度的义务，公司内部制度对员工的支配权脱离不了双方初始的合意选择。

社会利益的理论可以有效地回应第三个问题。20 世纪以来，财产权利和契约自由不再绝对化，而要受到公共利益的制约，法治理念的转型也出于更为关注社会利益的诉求。法律不再主张公司的绝对自由，而是要求公司承担最低限度的社会责任，表现为公司在追求财产价值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关注对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平衡。因为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公司对其他人征收了并不合理的私人税，金融资本变成了经济生活中的贵族，使公司没有顾及其他相关者的利益。[11]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职工、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政府和社区等，反映了公司发展过程中社会各方利益的博弈。公司的本性在于资本的力量，其仅仅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时才会对利益相关者给予关注，更多的利益失衡需要通过政府的努力，特别是法律制度对公司所作的外部约束来获得矫正。同时，在法治国家，任何权力都不是不受控制的，公司自治的权力同样要受到约束，这种约束是由国家法予以界定的。因此，企业制定内部规则的权力当然不是绝对的，其权力的边界就是法律制度的框架。

不过，在前两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之间存在着一个法治理念的转变过程。公司内部立法权曾经是十分自由的。正如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对财产权的尊重、对契约自由的保护，还是对社会利益的回应，归根结蒂都源于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和自由社会的宪政治理。企业的存在和企业自治的权力渊源于此，因此每一个企业都被授予了为组织经营而制定规则的权力。[12]（P59－60）然而，20 世纪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社会和法的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型，自由主义开始向国家干预的社会化转变；经济人时代开始向社会人时代转变。“虽然资本主义被保留了下来，所有权和管理权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但是控制和政策线路逐渐落到执政党手中。新的公司概念将公司与公共利益前所未有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号召企业领导者要具有‘经济上的政治家才能’；另一方面，主张对公司的权力集中进行公共规制。”[13]在西方，这种干预和规制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来实施的。如今，公司内部制度的创制权可以溯源至国家法的认可，它决定了公司内部制度的有效性；同时，国家又为公司有权创设内部制度设定边界，公司内部制度创制权要受到国家法的约束。

法国法律在公司内部制度有关规定的变化方面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发展历史。法国法律中有专门针对公司内部规则的规定，承认雇主在公司内部拥有通过制定内部规则，行使指引雇员行为和处罚雇员的“立法”权，其条文内容是雇主有权颁布永久性和一般性的规则。这看上去有点不合常理，在任何明确的法律授权之外，一个主体竟然可以拥有单方面对其他主体施加义务的权力。当时的法国人认为，雇主的这种立法权是古老的：可以从保罗（Paul Durand）的著述中找到，他提出公司的经理是“职业领域中的立法者”，因为他的职责就是来协调各类事务，以保证“团体的共同利益”。直至 1982 年，法国立法者在研究了大量内部规则条款之后，决定宣布在民主的法律秩序中，不能再置人民于雇主的任意专断之下了。自从这个立法干预之后，法国公司内部规则的范围得到确定，即在任何至少拥有 20 个雇员的公司中，内部规则才具有强制性；并且只能在严格确定的领域，即有关劳动纪律、卫生和安全的领域，[14]公司才能制定规则。这样一来，过去法律规定的不确定因素已为现在的明确范围所替代，显示了雇主的权力基于并受制于国家。[12]（P62 －64）

三、外部效力——与国家法的救济边界

公司内部制度只针对其所属人员和内部事务产生拘束力，这是有关其效力范围的一条确定的原则。不过仍然存在另一个角度来探讨其外部效力。澳大利亚学者艾兰曾指出，不对法人以外的任何人具有约束力这一原则并不能完全说明它的立法效力。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它们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体，也即每一个社会主体都有不得妨碍他人行使所属法人赋予的权利的法律义务。比如，妨碍一位股东行使其所属公司的章程所规定的权利的，属于民事过错行为，虽然妨碍者并不受该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约束。所有有效的自治立法，对整体国民都具有这种消极意义的约束性，这一点并非不重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法人法不能被看做是完全不同于一般法律的规则。这些自治规则源自特定的法律许可。国家法律不会为一个股份公司制定章程，但是它赋予公司这样的法定权力，通过股东合议形成约束自己的章程。[15]艾兰的观点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但是，他错把社会主体的消极义务同公司内部制度权利对应起来，它们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权利义务关系。实际上，如果把艾兰提及的公司赋予其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整合为一种权利来看待，就容易理解了，即公司自治规则的创设权，这项法定的积极权利对应了其他所有主体不得妨碍公司自治“立法”的消极义务，从而间接地保护了公司内部制度赋予其成员的各项权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公司内部制度也具有了消极的外部效力。

那么，在国家法不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公司员工的权利和义务要受到公司内部制度的直接调处，是否意味着公司员工处于公司的支配之下而无法获得国家救济呢？ 依据公司内部制度处理纠纷时，什么情形下公司员工可以诉诸司法，国家法的救济手段应当于何时介入，从而保护公司员工的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呢？ 公司的内部制度是否可以作为解决争议的规则依据，在司法层面起到作用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公司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而要受到法律的调控，因此，员工当然并不处于公司的绝对支配之下，而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受到公司制度的规范。

回答第二个问题，首先需指出，公司中的许多管理纠纷涉及劳动者权益，而劳动关系是世界各国法律重点规制的社会关系。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和规章已为劳动者提供了较为广泛的司法保障，如有专门的劳动仲裁法。而其他社会自治组织同其所属成员之间的纠纷，尚无专门法规定司法救济的范围，实践当中是由法院来认定的。因此，在确定公司人员何时可以寻求司法救济时，应当结合两个标准：（1）判断是否属于《劳动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该法第 2 条规定的劳动争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有关劳动关系的事项，如因确认劳动关系，或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或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等而发生的争议；二是，有关劳动条件的事项，如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而发生的争议；三是，有关劳动者和公司之间金钱给付关系的事项，如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而发生的争议。（2）判断是否涉及公司员工的法定权益。是否能够诉诸国家公权力来解决纠纷，主要以员工的诉求是否为国家法所直接认可或保护的权利为标准。如果是关于员工法定权利的纠纷，相关主体可以启动国家法的救济机制，因为该争议事项已经超越了公司内部事务的范畴，进入法的调整领域，成为涉法案件，可以诉诸司法方式解决纠纷。并且此时往往还需判定同争议有关的公司内部制度是否存在违法现象。如果纠纷不涉及员工的法定权利，那就意味着该争议属于与法律无涉的事项而归于公司自治范畴，当事人无权启动司法程序，应当在公司内部制度的范围内予以解决，公司有权依照自己的制度规范定纷止争。结合上述两个标准，当纠纷属于劳动争议范围的，或者涉及员工法定权益的，可以诉诸国家法的救济机制。例如，员工如果因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而被辞退或者未被给付劳动报酬的，可以提起劳动仲裁，对劳动仲裁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公司规章制度限制员工的结婚权、生育权、人身自由、人格权等，有关主体也可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这些都属于员工的法定权利。但是，员工如果因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而被通报批评、限制或剥夺其一定的工作权限，则既不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也不属于法定保护的权益，不涉及国家法的裁决范围，而应当根据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加以解决。

对于第三个问题，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是否能够延伸至公共救济层面，作为司法办案的依据呢？ 在守法遵规的前提下制定的公司内部制度可以具有外部效力，在劳动仲裁或者诉讼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以公正地维护员工和公司的正当权益。通常情况下，法是最主要的司法办案依据，契约、合同，或者其他有效的文书、文件——包括公司内部制度——也可以成为办案的依据，为法院所采信和运用。在我国，能够有效地作为司法依据的公司内部制度应当符合程序和内容两方面的要件。根据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 19 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 4 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据此，具有司法效力的公司内部制度应当符合的条件是：（1）程序合法，主要是指民主参与的程序和文本公示的程序，即公开透明原则。这里法定的程序是针对公司制定的重要的规章制度和与员工切身利益相关的规章制度而言的。如《公司法》第 18 条规定：公司研究决定改制以及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劳动合同法》第 4 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2）内容不得违法，即公司内部制度不得与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相抵触。虽然《司法解释》只列举了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而没有列出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但是可以推定，公司规章亦不得违反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原因在于：一者，《劳动法》第 4 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此处所依之法应当包括国家所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而不仅仅指法律和行政法规；二者，《司法解释》还指出不得违反政策规定。由于政策在效力上低于各种法规和规章，既然不得抵触政策规定，那么自然也不得抵触各种形式的法规和规章。（3）劳动合同优先适用。根据 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16 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劳动者请求优先适用合同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赋予劳动者选择适用的权利，因为公司内部规则的形成，虽然需要经过民主程序和公示程序，但毕竟是由公司主导制定的，员工只享有发表意见权和平等协商权；而且大多数员工事实上不可能直接参与公司制度的制定。但对于劳动合同而言，双方的合意性要大得多，因此，基于公平原则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原则，员工有权选择优先适用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司法解释》中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公司规则“可以”，而不是“应当”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因此，该《司法解释》出台后不久公布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公司规章制度应当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根据，（注：2001 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38 条：“用人单位经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规章制度，或未设职工代表大会的用人单位经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或依相应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应当作为人民法院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但用人单位没有尽到告知义务的，不应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是将授权性的规则变更为强制性的规则，违反《司法解释》的精神，剥夺了法院相应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假设出现了公司内部制度虽然不违法，但有不合理之处，就此发生的争议，那么法院是有权不以不合理的公司内部制度作为裁决依据的。

四、内部效力——效力位阶的体系

作为规则系统，完善的公司内部制度是由众多规则文本构成、效力等级分明、结构严谨、协调统一的制度集群。对此，国家法是有规定的，但实践中不为人注意，也很少有人思考和明辨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位阶体系。其实，产生于不同职能部门的公司制度，如果没有统一的效力标准，就会滋生混乱和矛盾，降低制度的实行效益，成为管理者疲于应对的麻烦。正如国家的不同立法主体拥有不同的立法权限，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具有不同的效力等级一样，公司的层级制决定了其内部规则也需做效力划分，不同层级的部门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相应地具有不同的效力等级和不同范围的调整事项，下位阶规则不得同上位阶规则相抵触，也不得越权规定属于上位阶规则所调整的事项。反过来，确立公司内部制度文本的效力位阶体系，也有利于确定规则文本的适当的制定主体，明确制定依据，解决规则冲突等问题。

确立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位阶，应当结合两个标准：一是，根据《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关于公司章程、基本管理制度和具体管理制度的规定；二是，根据规则制定主体的层级。在我国，中等规模以上的公司，其内部制度体系至少应当分为四级效力层次，依次为公司章程、股东会制定的基本治理制度、董事会制定的其他治理制度和基本管理制度、总经理或相应机构制定的具体管理制度。此外，如有需要，还可以增加效力级别更低的一个层次，即各职能部门制定的管理细则和操作规程。在这个制度体系中，法人治理制度居于公司章程以外的最为重要的位置，并和公司章程一起构成公司的“宪法部门”，解决公司权力划分与制衡及其他重大事项，因此必须由股东会或者董事会行使制定权，而不能以效力级别更低的制度形式出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效力级别同规则数量往往成反比，位于效力级别高端的公司章程、内部治理制度和基本管理制度是公司内部制度的象牙塔尖，最为重要但数量不多；占公司内部制度多数的是第四层级的基本管理制度，它们直接关系到公司的日常运作和每一位员工的切身权益。公司各效力位阶制度的划分和内容分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