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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建筑定义问题研究
蒋拯
（西南政法大学，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摘要：我国法律没有对违法建筑作权威定义。法学界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违法建筑的定义存在诸多问题。惟有对我国建筑管制制度作深入的实证分析，对规划许可、用地许可、施工许可及相关审批制度有深刻认识，方能对我国的违法建筑作出符合实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我国应当制定《违法建筑处理法》，将违法建筑与违章建筑视为同一并统称为“违法建筑”，且应对违法建筑作统一定义。
关键词：违法建筑 定义 存在问题 研究
作者简介：蒋拯(1972— )，男，布依族，贵州独山人，西南政法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全日制)，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法规处副处长，研究方向：民商法学、房地产法。

引言
黑格尔认为：“在科学研究里，重要的是把概念的思维努力负担起来” ；概念才是真正在先的。事物之所以是事物，全凭内在于事物并显示它自身于事物内的概念活动” 。王泽鉴先生认为：“民法条文的构造，是建立在个别的基本概念之上，如自然人、成年、行为能力、意思表示、契约等，…法律概念乃复杂法律思考过程，以及价值判断、利益衡量之简约的称谓，为法律人的思考工具” 。在研究一个法律制度之前，厘清法律概念的本义和内涵尤为重要，惟有如此，方能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制定出相应的法律规范对社会关系作出符合实际的调整。本文企图在分析法学界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违法建筑的定义之后 ，根据对我国现有建筑管制制度的实证分析，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具有较强操作性的违法建筑定义。
一、法学界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违法建筑所下的定义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种定义，按已经废止的《城市规划法》第40条规定 ，违法建筑是指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进行建设，影响城市规划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第二种定义，“违法建筑是指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建造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第三种定义，“违法建筑主要是指违反法律、法规，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建设的建筑或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而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建筑，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建筑”。第四种定义，“违法建筑是指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建造或违反城市规划而建造或未办理有关审批手续而建造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第五种定义，“违法建筑是指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确认为妨碍了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符合城乡整体规划，且未办理建筑用地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许可证而处于不合法状态并应予以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它设施”。第六种定义，“违法建筑是指未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或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而占地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建筑物”。笔者认为，上述定义都存在诸多问题，不符合我国建筑管制实际。
第一种定义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其一，违法建筑的范围不周延。受《城市规划法》作为单行法自身的目的性所限，仅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违法建设情形作出规定，而没有对其他诸如违反土地行政许可和施工许可的情形作出规定，仅将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造的建筑作为“违法建筑”。其实，在我国建设行政管理中，未办理或违反《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施工许可证》建造的建筑也是违法建筑，而不仅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造的建筑才作为“违法建筑”。其二、如果将《城市规划法》第40条所称之“违法建筑”作为普适的违法建筑概念，则“在城市规划区内”的限定就是不准确的限定。因为城市规划区外同样可以存在违法建筑。比如违反水利法规未经许可在城市规划区外新建的水库也是违法建筑，违反公路法规未经许可在城市规划区外新建的公路同样也是违法建筑。其三，该条提及对“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及“影响城市规划”的违法建筑如何处理，而没有提及不影响城市规划的违法建筑如何处理，确系一个疏漏。程序违建是可经程序补正的，这在新加坡、台湾、澳门及我国大陆的违法建筑处理实务中都是适用的。
第二种定义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其一，在我国行政法律渊源中，当提及“法律、法规”时，此时的“法规”指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而不包括部门规章或地方政府规章。而我国对违法建筑的界定中，有一些违法建筑正是由部门规章或地方政府规章作出规定的。比如：1983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布实施的《城镇个人建造住宅管理办法》，1988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布施行的《关于房屋所有权登记工作中对违章建筑处理的原则意见》，1998年建设部颁布施行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28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主城区违法建筑整治工作的通知》(渝府〔2010〕98号)。因此，该“违法建筑”的定义失之于法律渊源过窄，未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其二，就该定义“违法建筑是指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建造的建筑物和构筑物”而言，那么就会造成一种现象，即如果建设行为的某一指标违反法律规定，该建筑就成为“违法建筑”，无疑使违法建筑的认定过于宽泛，违法建筑数量倍增。比如：《建筑法》第65条规定：“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第67条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这两条都未提及对所建建筑如何处理，亦未将所建建筑认定为违法建筑。在建设过程中，如果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或者违反《建筑法》规定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或者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反《建筑法》规定进行分包，此时，有关部门应对发包单位或承包单位的违法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只要为该建筑工程申领了相应的许可手续，就不该认定该建筑为“违法建筑”，因此该定义失之于违法建筑认定范围过宽。
第三种定义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其一，由于定义中只提违反“法律、法规”，未包括“规章”，故该“违法建筑”定义亦失之于法律渊源过窄。其二，我国现实中的“违法建筑”不仅仅在“城市规划区内”存在，在城市规划区外的农村同样存在。比如：《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37条规定：“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未按规划审批程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村庄、集镇规划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三，该定义要求违法建筑的一个属性是“严重影响城市规划”，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即使对城市规划没有影响，只要没有依法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手续，没有经过行政许可而擅自建设就会产生违法建筑。正缘于此，在处理违法建筑时，如果违法建筑本身合乎规划而只是未办理相关许可手续，那么只要补办了相关手续，就应使之准正成为合法建筑，以体现物尽其用、尊重民权之理念。即便在较为富裕的台湾，违法建筑 也分为程序违建及实质违建两种，程序违建是指建筑物并未妨碍都市计划(规划)，建造者得依一定程序申领建筑执照而变为合法建筑；实质违建，则指建筑物无从依程序补正，使其变为合法建筑物。
第四种定义主要存在四个问题。其一，由于定义中只提及违反“法律、法规”，未包括违反“规章”之情形，故该“违法建筑”定义亦失之于法律渊源过窄。其二，该定义提及规划时，只限于“城市规划”，范围过窄。因为《城乡规划法》规定：城乡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故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建设而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即产生违法建筑。其三，该定义称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进行建造一定致生违法建筑，该观点过于绝对。比如：《建筑法》第24条规定禁止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第26条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第28条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对这三条的违反，《建筑法》规定了发包方、建筑施工企业和承包单位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未规定该建筑缘此成为违法建筑，也未要求对此时的建筑作出相应处理。其四，该定义指出“未办理有关审批手续而建造的建筑物”构成违建是正确的，但该定义尚不周延，因为即便办理了有关手续，但不按手续施工的，也可构成违建。
第五种定义主要存在四个问题。其一，将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规定为唯一的违法建筑认定部门不符合我国法律实践，尤其在我国行政法规条块分割较为严重的情形下更甚。其二，将妨碍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符合城乡“整体规划”作为违法建筑的要求，缩小了违法建筑的范围，不合实际。因为，对行政法律、法规、规章的违反，形式违法和实质违法均可成为可归责的缘由，正是与此对应，故而才有“程序违建”和“实质违建”的划分。即便一栋建筑没有妨碍社会公共利益，也与城乡规划并无不合，只要未申领有关许可证，该建设行为自然是违法建设行为，所建的建筑自然是违法建筑。只不过像王泽鉴先生所言，程序违建可依程序补正从而可以变为合法建筑而已，而在未补正前，该建筑确系违法建筑无疑。其三，该定义将违法建筑限于应予拆除的建筑，不经济，不合理，不合建筑行政管理实践，过于绝对。从中国相关地方及国外对违法建筑的处理情况观之，对违法建筑的处理结果一般包括：拆除、补办手续成为合法建筑、允许暂缓拆除等 。从资源节约的角度而言，全部拆除是一种浪费，也做不到 。而台湾《违章建筑处理办法》第5条规定了违章(违法)建筑的处理方式有两种：拆除或者依法补领执照成为合法建筑。其四，定义中所称“整体规划”、“建筑用地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许可证”不准确、不规范，与我国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不符，实属杜撰。
第六种定义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其一，“有关部门”的提法不准确，不便于执法、学法及守法，也易使有审批权的部门主动自认为“违法建筑”的认定处理部门，使行政相对人无所适从，对违法建筑处理的法律体系构建及违建处理不利。其二，该定义仍有不周延之处，因为即便经过批准，在建造过程中仍可能有不按批准的内容实施的情形出现，当然亦可致生违法建筑。其三，由于申领人申领行为的违法性而导致行政许可被撤销的情况者众，不仅仅限于“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此一种情形。比如，尚有通过行贿的方式获得批准之情形，与行政许可人员通谋获得批准等等情形，列举方式之局限性尽显。
二、我国建筑管制制度实证分析
如果仅从学理上对违法建筑的定义进行研究，一是所作的定义不能很好地反映并指导实践，二是人为地制造建筑管制法学界与建筑管制实务界的理论鸿沟。违法建筑的定义应从我国的建筑管制立法、行政管理及司法实践中去分析提炼，应基于对我国建筑管制实践的现状总结，所下的定义应与建筑管制之实践相吻合，惟有如此，方能进一步认清违法建筑之本质，反过来应用于实践。从我国的建筑管制实践来看，建筑管制事关公共利益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土地的合理利用，事关公共政策的实现及经济社会之可持续发展。正是建筑管制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导致了建筑管制行政许可的产生，而违法建筑自然就是违反建筑管制所建造的建筑物。笔者认为，要对违法建筑下定义，就应先深入了解《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制度价值、概念以及建设用地、宅基地、临时用地审批制度等建筑管制制度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核发的，确认有关建设工程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法律凭证，是建设单位进行工程建设的法定依据。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应领而未领此证的建设单位，其所建建筑属违法建筑，不能领取产权证书。《城乡规划法》第40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各类建设项目（包括住宅、工业、仓储、办公楼、学校、医院、市政交通基础设施等）的新建、改建、扩建、翻建 ，均需依法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41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建设，不得占用农用地；确需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建设单位在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征用、划拨土地前，经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建设项目位置和范围符合城市规划的法律凭证，是建设单位用地的法律凭证。按照有关规定，即使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但如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占用土地的，其建设用地批准文件无效。《城乡规划法》第37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备案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建设用地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的范围，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后，由土地主管部门划拨土地。”第38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项目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擅自改变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组成部分的规划条件。”
在规划许可方面，建筑工程根据其性质、规模、用途、建造目的及所处位置的不同，可能涉及环保、消防、人防、卫生、国防、绿化、气象、防汛、抗震、给排水、垃圾污水处理、港口、河道、海域、铁路、交通、机场、管网工程、地下工程、农田保护等相关专业部门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工程建设单位及设计单位应综合考虑各部门要求，规划管理部门应综合各有关部门意见，确保该建筑工程符合各相关专业管理部门要求。一个合法的工程应是符合上述诸多专业领域的相关规定的，正是因为建筑工程与各项要求相符，才使得该项工程具有长期存在的价值，其建造的工具性目的才得到实现，才有其存在的社会意义。那么，评价某建筑是合法建筑还是违法建筑，对上述领域有关规定是否违反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但是在建造前，如果每个领域都要靠建设单位自己登门求审批，这显然加重了建设单位的负担，这也是我国大陆此前普遍存在的某个项目审批要盖一百多个公章的原因 ，浪费了行政资源，对建设单位投资固定资产的热情实属打击，不利于社会进步与发展。而建设工程规划管理指的是依据城乡规划及城乡规划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根据建设工程具体情况，综合有关专业管理部门要求，对建设工程的性质、位置、规模、开发强度、设计方案等内容进行审核，通过对建设工程的引导、控制、协调、监督，处理与相关专业管制的矛盾，使建设行为符合城乡规划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要求，确保城乡规划的实施，充分发挥城乡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控作用。也即是说，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确保工程建设的合法性、部门协调性、专业和谐性方面，取到了综合引领的作用。
在用地许可方面。国土行政主管部门在工程建设中依法存在审批职责，分别实施“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城镇职工占用国有非农用地建房用地审批”、“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探临时使用土地审批”、“乡镇企业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审批”、“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审批”、“农民建房用地审批”，审批通过的结果是建设申报人依法领取《建设用地批准书》、《宅基地批准书》、《临时用地批准书》。前述之规划问题最终都要落实到项目定点选址上，正缘于此，在建设方领取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能向国土部门申请使用土地。而正如上述所言，规划问题实质上解决的是建设项目与相关专业部门的衔接关系问题。只有解决了建设工程与相关专业部门之间的矛盾，建设工程的建造才是合法、安全的，此时的建设用地才是合乎社会公共利益的，建设方和建筑物相邻关系方的利益才得到维护，建筑物的工具性价值才能得到发挥。基于我国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及土地管制制度，根据“城乡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的原则，我国对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国有土地的招拍挂出让及划拨、乡镇企业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及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宅基地的申请作出了明确规定，建设用地的获取必须经过国土部门之行政许可，该许可承载了土地管制制度的功能与价值。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是建筑施工单位符合各种施工条件、允许开工的批准文件，是建设单位进行工程施工的法律凭证。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根据建设部《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1999年12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制度，此前，全国各地也有类似管理制度，但名称不统一，如开工报告、开工证等。当各种施工条件完备时，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计划批准的开工项目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手续，领取施工许可证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不得擅自开工。应领而没有申领施工许可证的建设项目均属违法建筑。2001年7月4日《建设部发布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对施工许可作出了进一步规定 。由申办条件可知，建设方能就拟建设的工程领到《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说明该工程已经具备了相应条件，尽管只是形式审查，但在施工前有了施工许可，实际就是核查及督促建设方按相关规定办理相应许可及手续，使该工程从根本上成为合法建筑，建筑施工许可因此成为开工前的最后一道程序，正如火箭发射前的最终检验确认程序，重要性不言自明。台湾通过《建筑法》对建设行为进行调整，其违法建筑处理的上位法依据就是《建筑法》；澳门通过《都市建?总章程》对建设行为进行调整；新加坡通过《建筑控制法》对建设行为进行规范、控制。
笔者认为，违反事关建筑物本身能否得以存在的建筑控制法律、法规、规章的禁止性或强制性规定建造的建筑物，实则是违反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建筑物，当然是违法建筑。比如：《公路法》第56条规定：“禁止在公路两侧的建筑控制区内修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铁路法》第46条规定：“在铁路弯道内侧、平交道口和人行过道附近，不得修建妨碍行车了望的建筑物”，等等 。为了使建造出来的工程不致于出现上述违反有关法律实质性规定的情形，国家建设部于1990年2月23日下发《关于统一实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通知》，实施统一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制度 。由上述规定可看出，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中，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需要，征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用地位置和界限的具体意见”。而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中，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征求并综合协调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意见，审定建设工程初步设计方案”。也即是说，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核发中，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征求相关专业部门的意见，正是这一制度设置，使所建建筑物的合法性得到了保障。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在核发中要求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图设计文件已按规定进行了审查，等等。
因此，规划许可、用地许可和建筑施工许可制度之设置便应管理使命而生。正是上述行政许可制度及审批制度的设置，正是通过程序性之设计，确保了工程建设的合法性。建设方按要求进行申报，实则是提前对工程是否符合各专业部门之要求及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判断，确保了建筑工程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准确率。将纷繁复杂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寄予建筑管制之行政许可，在建筑管制上实现了由繁就简的升华。现实中有的工程也经过了审批，但还是建在了禁建区，这种由于许可和审批失误所致的工程，基于行政行为的信赖原则，不能作为违法建筑处理，而只能通过行政单位承担补偿责任后拆除。当然，如果建设单位在申领许可证过程中有违法行为，可以吊销许可证使之成为违法建筑。
三、笔者对违法建筑的定义及该定义的特点
在我国建筑管制的实践中，“违法建筑”抑或“违章建筑”，都是用来指称共同的对象——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而建造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在此意义上，违法建筑之法与违章建筑之章，含义相近，在实践中应作同义解。台湾、俄罗斯称之为“违章建筑” ，我国法律文件有的称之为“违章建筑” ，有的称之为“违法建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称为“违法建筑”的明显多于“违章建筑”。笔者认为，基于规范对象的同一性，在立法和法律实施层面应对二者作统一处理，而不能并存乱称，这是法治统一原则的要求。我国在国家层面“违法建筑”、“违章建筑”的并存，以及全国各地关于“违法建筑”、“违章建筑”数量众多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使建筑管制法律体系不和谐。因此，我国应在国家立法层面统一规定“违法建筑”与“违章建筑”同义，并统称为“违法建筑”。可喜的是，将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强制法》专门对“违法建筑”处理的强制拆除问题作出了规定，起到了盖棺定论的作用。而统称为违法建筑，有利于权利主体利益之保护，对公权力是一种限制。因为章的范围太广，其实违法建筑或违章建筑之处理，都是按法定程和法律规定实施，如称违章建筑，那么面对诸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305号令)第22条规定：“拆除违章建筑不予补偿”的情况下，加之该条例对“章”的范围未作规定，出于逐利的目的，在拆迁方的强大社会影响力之下，实则使滥拆、乱拆“违章建筑”范围扩大。尤其在我国已公开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依法行政进程，彰显依法治国理念，使对违法建筑的处理做到“严格规范、依法合理、及时有效”，统称为违法建筑利于民事权益的保护和依法行政能力的提升。从立法角度言，称为“违法建筑”之后，处理违法建筑当然首先要解决违反了什么法的问题，其次才是依法处理，立法机关当然就更加倾心于对违法建筑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对我国建筑行为的立法规制和法制化管理有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制定《违法建筑处理法》，将违法建筑与违章建筑视为同一并统称为“违法建筑”，且应对违法建筑作统一定义。笔者建议，宜作如此定义—— “违法建筑是指，应经而未经规划许可、建设用地许可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并发给许可证(或批准书)，或虽经许可，但不按许可条件建造的建筑物”。 该定义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该定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简洁性。以许可证的申领为标准，鉴于许可证许可条件的设置，将实体法的要求一并纳入许可与审批。建设单位申领了许可证的同时也体现了对实体法的尊重。将建造行为需要遵守的诸多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要求量化为规划许可、建设用地许可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申领，对建设方和建筑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而言，都是一种解放，体现了高度的概括性与简洁性。而台湾做得更彻底，一部《建筑法》就统领了建筑管制及对违法建筑的处理。其二，该定义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对建设方而言，只需按要求申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在申领上述许可证及批准书之前及申报中，需按要求获得相应审批，但这是在规划部门、土地部门或建设部门的指导监督下完成的，已以政务公开的方式公示，因而具有可操作性。而上述相应行政主管部门在实施上述行政许可或审批的过程中，对建造行为提出了管制要求。只要严格按程序经过许可与审批，所建工程就应是合法工程，不应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与公共安全，其他实体法管理部门比如公路、铁路、民航、港口，等等部门，也因而得以解脱。因为按现有制度设计，只要经过上述许可或审批，如涉及相关专业部门，都一定在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下，该工程已经过相关专业部门的审批，否则，规划部门不可能核发相应许可证，土地和建设主管部门因此也不会核发相应许可证或批准书。在查处违法建筑时，也只需要检查是否申领了上述许可证，如果有，就应初步认定为合法建筑；没有，则是违法建筑。该定义在行政管理上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意义不言自明。其三，该定义符合我国建筑管理法制的实际，是对我国建筑管制实践的现实总结。从上述分析可知，该定义植根于对我国建筑管制与建筑许可及审批程序的审视，是从我国《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建筑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公路法》、《铁路法》、《民用航空法》、《港口法》、《防洪法》、《环境保护法》、《防震减灾法》等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基本建设程序的梳理检视中得出的，符合我国建筑管制法律现状，因而反过来能较好的指导建筑行政管理执法、司法、学法及守法，便于对违法建筑作科学合理的认定与处理。
注：该文已发表于《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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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finition of Illegal Construction
Jiang Zhe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Shapingba ,401120)

城乡二元中国的法治背景和前景
——评朱苏力新作《道路通向城市》

作者：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 梁剑兵


用意识流式样的文学语言恣意叙述关于法治和法律的学术，似乎是朱苏力教授的一个爱好和习惯。这一点，在他最新出版的作品《道路通向城市》再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我不得不相信他在考入北大法学院的时候原本就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文学青年了。
这本书于2004年5月由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洋洋洒洒写了30万字左右，除去引论以外，大部分是作者近几年来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或者讲演稿的汇集。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尽管这些论文是分别撰写和发表的，却大致是按照我的统一规划进行的，并且在最后编辑本书的时候，为了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也对许多论文做了文字修改，增补了部分文献。”①这表明了作者的一种负责的学术态度以及该著作学术思想的形成与集中过程——所谓“统一规划”也罢“统一整体”也罢，都是作者对中国法治进路和法社会学问题的以往思维瓷片的一种“考古式”粘合。
首先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该书的书名，很有意思地与苏力过去的一部作品《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的书名形成了高调的反差。关于这个书名，作者解释说它是来自凡尔哈伦②的一句诗，是一个关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隐喻，同时也作为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背景和基本制约。我倒是从中看到了隐喻中的隐喻，表明作者对中国法治实践所进行的考虑已经从农村折返到了城市，也许还意味着苏力本人学术思想和立场的折返与转型。因为在前一个书名中，比较明显地反映出苏力把中国法治实践的主要战场设想到了农村，而现在则设想到了城市。这种设想的转移，我认为是科学的与合理的，理由在于，传统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正在发生变革和解构。在过去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的青壮年农民被先进的农业生产力所解放成为了新兴的和现代的中国体力工人阶级，并逐步在数量上和法律权利需求的不满程度上呈正比例地增长着，相对于原来的市民阶级而言，他们对于法治产品的供给有更多的诉求和渴望，他们将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战略性推进力量或者成为战术性破坏力量。中国的乡村被从城市中发射过来的无线电波所包裹和诱惑，也被章鱼般的城市日益吞噬或者压迫，从而对二元中国发出了要求社会平等的城市化或者城镇化诉求，这将导致法律上的地方自治权利要求的增大乃至于联邦主义法律思想的萌芽。中国的农业已经从自给自足型经济转向对城市的资源供给型经济，使得中国辽阔乡土社会中的田园牧歌被契约和货币的嘈杂所哽咽或者替代，这也在不断地提醒着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苏力等法学家们：大家族式的宗法社会已经彻底雪融，城乡一体化趋势导致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正在占四分之一地球人口的商土中国开始进行，这将使中国的城市（镇）化的乡村和“乡村化的城市”③产生大致相同的法律供给需要。如此，便是城乡二元中国法治实践的切实背景，起码现在越来越清晰和明朗。这样一来，如果苏力的学术视场不及时伴随社会的转型而转型，就要落后于时代了。
而后引起我注意和阅读的，是该书的目录。如果说一本书的名字是“龙的眼睛“，那么书的目录一般就是“龙的骨架”了。分析龙睛看到的是作品的重心所在，而领略目录则可以窥探作者学术思想的脉络和间架结构。该书从目录上看，主要由四个板块组成，第一板块由《你看到了什么？（代序）》、《致谢》和《引论——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三篇文章组成，其中《你看到了什么？》是作者以第二人称方式为自己这本书所写的一个“段落大意”，也是一个“他我批判自我” 式样的书评，比较中肯和客观，尤其是对于喜欢文学的法律学术人而言，看完了这个代序，除非你继续对苏力观点后面的论据和语言过程依然很感兴趣，否则，该书其余的文字基本上就用不着看了。当然，法律职业人和非法律专业的普通读者可以在好奇心或者求知欲的驱动下，到后面那些具体的书页里去浏览浏览作者的论据和行云流水般的法（文）学笔触。至于《引论——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是作者已出版过的作品的再次复写，这篇文章也许是作者终生学术思想的灵感之源，它主要探讨了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法治实践的互动和交叉，建立了作者“任何法律的合法性都要从社会中取得”的法治理念。这种理念被作者一再声张与喧哗的目的，是要对中国现在的法治实践进行不断地提醒，让法治回应或者满足社会生活的种种需求；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苏力一直想对主流法学派别也就是规范性法学研究进行“纠偏”，或者是争夺中国当代法学的话语权与公共传播的制高点。
第二板块，是该书的第一编，被作者命题为《宪政与立法》，其中第一章的标题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第二章的标题是《当代中国立法中的习惯》， 第三章的标题是《最高法院、公共政策和知识需求》。第三板块被命名为《司法制度》则是第二板块中第三章的自然延续或者说深入细致论证，作者用长达四章文字的篇幅谈论了中国的法院、法官、司法考试等似乎是琐碎和细小的问题，企图“揭示这些细小问题中隐含的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制度性问题”并完善中国的宪法政治。我认为，该书的第一章是最精彩的，它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作为在中国实现宪政的“一种更为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进路和言说方式” 进行切入，这是符合中国历史特色和国情的，就中国当代历史的和社会的法治发展逻辑而言，作者也确乎是抓住了中国法治实践进路的“七寸”。④首先，就宪法政治而言，实行宪政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当然逻辑基础，如果我们不利用宪法的力量根除“法作为人治的凶器”这一历史病灶，我们中国的法治实践将永无满足大多数人对法治的希望与期盼的可能，这几乎是所有法律人的常识性学术认同了。但是，以往的和现在的法律学术人，多只看到了宪法是一种民主性的反叛和革命成果，而少看到宪法的实质是制约。或者有水平高些的法律学术人，看到了宪法的制约，却只看到“三权分立”的中央权力的横向切分，却难以看到宪法精髓中的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二权分立”的纵向切分。⑤这样一来，那些苏力以外的法律学术人，或者因坚持“三权分立”而可能遭致政治威权的无情棒喝，⑥或者为避祸而钻进了故纸堆里 “从本本到本本，从概念到概念” 和担任西方法学的搬运工去了。而苏力的聪明和可贵，是既看破了中国的“德先生”之先天性荷尔蒙匮乏的难以治愈或者反向暴勃，也看破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幻想在中国现时与未来的无法实现，转而寻求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第五节做实现宪政的药方了。其次，就中国法治实践的资源挖掘而言，苏力极力提倡寻求和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企图在中国传统伦理的温床上培养出“牛肉西红柿”⑦式的法治产品来，所以才有该书的第二章《当代中国立法中的习惯》，希望中国的实然法更多地包纳和整合“习惯”这样一种持久和稳定的地方性或者民间力量，就好象希望西红柿的碱基对能欢天喜地地接受牛肉的碱基对⑧一样。这样的学术思想，固然在方法上是科学的与合理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所使用的学术建构材料也就是概念却是错误的，容后再论。最后，苏力“看到了”贺卫方教授法学思想的巨大法治实践价值前景，企图与贺卫方等法学家以及“法院的力量”配合起来，用“法院的力量”去推开中国法治实践的光明未来，塑造一个以法院为最后领地的法律人职业集团，使得法治的理性在法院裁判的权威下得以充分的施展和生长壮大，所以，作者用大量的文字（共占全书主体七章中的四章，自第109页到第285页，大约15万到16万字）书写了他对法院的失望和希望，如同当年康有为对光绪皇帝的失望和希望一般。
第四板块是结语，也是作者对另一本著作《也许正在发生》的一个过渡。该板块以《面对中国的法学》为标题，论述的是中国法学的宏观问题，切入点却在实证和微观层面，简要分析了2003年两件轰动全国的法律事件：孙志刚案件和刘涌案件，从另一个侧面提出了转型中国的法治问题，也是全书的另一个主题：中国的社会转型要求法学的回应，中国法学必须回应中国的问题。
上面是我对该书的学术思想上的主要感觉，但是并不是我所要告诉其他读者的主要方面。我想说明的主要方面是，该书的语言风格和特色才是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其实不仅仅是苏力，贺卫方、陈瑞华等一干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和其他身居首都的“真正的”中国法学家都具有这种独特的学术语言特点，只不过苏力表现得更明显和更淋漓尽致罢了。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特点呢？简单地说，就是话语霸权。他很巧妙地秉承了首都人的能言善辩和“北京人什么都敢说”的民风，找准了所有法律人的“共同经验范围”，⑨将朗朗的口语夹杂在书面的文字和大家公认的乃至时髦学术词汇和网络语法中，抒发他的法学思想和法学体系，往往在法律人当中产生强烈的共鸣，甚至在非法律专业的学者中也能产生共鸣。这种“话语霸权”的威力，就请你自己去苏力的这本书中去感觉吧。
那么，这书有哪些不足和问题呢？仁智互见，我也不敢说我代表了谁，只能说说我自己的看法，大体有下列二端：
一、该书的观点缺乏“面面俱到”性。苏力本人也知道这一点，或者说他是一种间接故意式的学术放任。在代序的末尾一段，苏力坦白地自承：他无意追求全面和正确，只是记录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即使被法律学术人诟病和辱骂也接受之，只希望法律人赞美他的学术努力和对国家与民族的真诚的和炽烈的热爱。他只写他所看到的而不写他所看不到的或者是无力看到的乃至于根本不想看到的，这说明了他在本书中的观点有极其明显的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比如，他不谈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也不谈文化上的舆论和道德、也不谈政治上的行政和党派，这就注定了他的学术观点只是漂亮地游走在议会（如果中国确实有议会的话）和法院之间，并将这两个机关的作用之爆发式发挥作为了城乡二元中国法治实践的前景。但是，瑕不掩瑜，有鉴于医治行政权力膨胀或者滥用的良方不在行政权力自身，而在立法和司法功能的社会化强大，所以，对于如何制约行政的问题，已经隐约在其中了。
二、对于习惯法的误读。在本书的第二章中，苏力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查找中国法条中的习惯法证据，并企图说服立法者将习惯尽可能多地纳入法律文本中，以完成他的“法律的合法性只能从社会中取得”的法社会学命题的论证。但是，在他进行了好几夜（也许是好几夜吧？）的电子检索、统计和分析后，吃惊地发现自己的立法理论预期在现实的法律条文中不但找不到明确的答案，甚至连基本的直接证据也找不到（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只有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才有“三代以外（五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的，从习惯”的明文规定，遗憾的是，在苏力进行的电子文件检索中，是不存在这样的早已经失去效力的法律的，所以他没有办法验证自己）。其实，我个人认为，就二元中国的乡村和城市民众而言，所谓习惯，就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罢了。至于纯粹的和绝对的法理意义上的习惯法早已经隐含在成文的制定法之中了。例如：下雨天戴草帽本是习惯，假如立法者规定：在下雨的日子不戴草帽就不许出门，这是纯粹的习惯法。而如果立法者规定：因为被害人自己的故意和过失所导致的损失由被害人自己承担责任，这便是在归纳推理基础上的成文制定法了，在这种法律里面当然有“下雨戴草帽”的习惯法蕴涵在内（该规范有引导人们下雨天须戴草帽出门以避免自损的规范功能），但却是任何伟大的电脑也检索不出来的。所以，我认为，苏力虽然看到了乡土中国“小型社会”中的习惯法，但是他没有把这种所谓的习惯法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连接起来考虑，所以才导致了他的“为什么制定法轻视习惯？”的疑问。假如，苏力能够及时变更自己所使用的学术概念，将“为什么制定法轻视习惯？”中的“习惯”一词转换为“传统道德规范”，也许就能够弥补自己这一没有“看到”却应该看到的巨大的法治缺陷。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社会，只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道德规范才是可以并且应该被西红柿的碱基对所扬弃性接纳的，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法治实践前景，必然地要以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双螺旋梯形结构为其基本发展模型，否则，法治便会永远处于政治压迫和文化排异的夹缝中而成为异端，我对此是坚信不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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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朱苏力《道路通向城市》，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IX页。
②爱弥尔·凡尔哈伦(Emile Verhaeren)比利时诗人，出生于安特卫普附近的圣·阿芒镇，从小爱好诗歌，中学开始写诗，曾进鲁汶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虽进入律师事务所，但他并不热心法典，却醉心于诗歌创作。出版的诗集有《佛拉芒德女人》、《黑色的火炬》、《妄想的农村》、《触手般扩展的城市》、《战争火红的翅膀》以及诗歌合集《整个佛兰德》等。凡尔哈伦有不少诗描写大批农民倾家荡产后盲目流向城市的惨状。他把现代城市比作章鱼，用章鱼的扩张来象征现代新兴城市对农村的巧取豪夺，维妙维肖。农村“条条道路通往城市”，但章鱼城市并不是劳动者的天堂。凡尔哈伦在《城市》一诗里，把城市的真面目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在海港，过往的航船汽笛嘶鸣，在烟雾中怒吼着恐怖；在街上，人群乱哄哄手忙脚乱，恨穿双眼，牙齿紧咬面前的时光；在酒吧间里，生活同酒色一起翻腾，到处是酗酒和争斗；在闹市，垂危的老人竟找不到片刻的安宁来闭上眼睛……破产农民经不起章鱼城市的诱惑，结果是自投罗网。http://www.hezhi.com/zylj/TSWX2/GYSG/GYTS/ShiJieShiKu/bilishi/faErhalun.htm
③乡村的城镇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方向。而城市乡村化则是我臆断的一个概念，含义既指向消灭现行户籍制度后，农民可以永久居住的中国城市，也指向那种“邻居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市民社会的疏远和离散现象所造成的“陌生人社会”。
④七寸是蛇身上的一个穴位，据说抓住这个穴位就等于抓住了蛇的全部。
⑤我个人认为，自1904年后，中国法学界只是把constitution解读为民主和三权分立，而忽视了其中所包含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内涵，严重忽略了国家结构问题的重大政治体制价值，而仅仅只把国家结构问题等同于简单的行政区划，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读，产生这种误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片面地吸收了宪法民主的反专制独裁的破坏性功能却忽视了宪法对于现代中国政治的组织和结构功能。而现在现在是到了重新补课的时候了，因为未来中国，也许将是一个名实相附的联邦或者邦联国家——起码在大陆和港澳台之间。
⑥我写该文章的时候，手里就拿着一份“辽宁省法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2004年8月在沈阳召开）参阅材料”，此文件是由辽宁省委政法委起草的，拟提请省委、省政府批转，标题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法学研究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在该文件的第三个大标题“坚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大力推进法学理论研究创新”之下，就写着这样的语句“决不允许散布私有化、多党轮流执政、‘两院制’、‘三权鼎立’等自由化思潮和错误言论”。
⑦记得前些年国内有家大报开愚人节玩笑，声称科学家培育出了牛肉西红柿，看上去明明是西红柿，吃到嘴里却是牛肉味道，哄得好多人信以为真，包括我在内。
⑧在40年代解决了遗传的物质基础问题之后，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根据碱基配对规律和ＤＮＡ分子的Ｘ射线衍射图谱等实验结果，提出ＤＮＡ分子结构的双螺旋模型。模型认为每股ＤＮＡ链是由许多个单核苷酸借磷酸二酯键互相连接而成，每一个ＤＮＡ分子是由两条方向相反、彼此平行的多聚核苷酸链组成，两条多聚核苷酸链都以右手螺旋的方式盘绕着同一中心轴，脱氧核糖和磷酸排列在其外侧；两条长链上的核苷酸是相对应的，其内侧的碱基相互配对，用氢键连接起来，即腺嘌呤（Ａ）与胸腺嘧啶（Ｔ）借两个氢键连接，鸟嘌呤（Ｇ）与胞嘧啶（Ｃ）借三个氢键连接，形成一条双螺旋梯形结构，故称为ＤＮＡ双螺旋。每对碱基都处于同一平面，与中心轴垂直，两个碱基平面相互平行，间距3.4埃（1埃等于10－10米），螺旋的直径为20埃。ＤＮＡ分子的长度就用碱基对数目来表示。这个模型合理的解释了ＤＮＡ分子的复制、转录等过程，巩固了ＤＮＡ作为基本遗传物质的地位。（参见谢培《世纪发现：DNA的魔术》http://www.oursci.org/ency/biology/012.htm）
⑨这是一个传播学术语，大致指信息的制造者或传播者的传播符号设计与信息受众的生活成长背景与接受理解能力之间的交叉地带。凡是在精心设计信息传递符号后先期占领这一交叉地带的信息传递行为就具有了“语言霸权”的特征，能使原本信服这一信息的受众产生行动，也可使得原本不信服的受众信服。

2004年9月6日一稿
2004年9月16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