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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是诉讼的灵魂，而证人证言又是民事证据种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实体正义，维护程序正义，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着重大价值。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目前证人不愿出庭作证以及作伪证的现象十分严重，严重妨碍了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也严重影响了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实现，使公正与效率的目标难以达到。笔者拟通过以下三部分，对构建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提出一些见解与构想。

　　一、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现状

　　（一）证人拒不出庭作证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对证人出庭作证作了规定，内容为：“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但是，在司法活动中发现，证人拒绝作证或者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普遍存在，证人往往在法庭通知其出庭作证时拒绝作证，或者以不出庭的方式拒绝作证。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证人往往都与双方当事人有这样那样的利害关系，或亲情关系或朋友关系等等，大家都不愿去提供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不利的证言或为此承担没有必要的风险，对作证及出庭作证顾虑重重。这一现象的大量存在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机关的权威，而且使得审判人员无法通过当庭质证判断证言的真伪、查明案件的事实，既影响了办案质量，也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二）证人证言反复多变，伪证率奇高。

　　证人如实作证是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对证人作证的最基本要求，但据有关资料统计，2009年某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中，存在作伪伪证情况的案件约占案件总数75%以上。而在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勘验笔录和鉴定结论这七种证据形式中，又以证人证言的伪证率最高。上述情况的存在，增加了证人证言认证的复杂性，严重损害了诉讼秩序，干扰了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以至于法官在许多情形下迫不得已将证言作为一种辅助证据使用，而在证人证言作为单一的决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案件中，法官们更是退而三尺，唯恐避之不及。

　　（三）打击报复证人现象严重

　　司法实践中，证人因作证遭受打击、报复、陷害的现象非常普遍，而我国现行有关法律对证人因作证致害行为的规定过于粗陋，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时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司法机关对打击报复证人的行为处理不严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作为，这极大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为了保证证人积极履行作证义务，法律应建立相应的规则，提供特别的保护措拖，确保出庭作证的公民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彻底解决出庭证人的后顾之忧。

　　二、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的立法缺陷

　　认真考察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定》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就会明显发现，我国的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若干立法缺陷，主要有：

　　（一）证人主体适格条件限制多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人“是指案件的诉讼参加人以外的，知道案件情况并能正确表达意志而被人民法院传唤到庭作证的单位和个人。”[1]我国的证人不包括当事人和鉴定人。证人的主体资格，即法律规定的为证人的条件或能力，[2]即哪些人有资格和有义务作为证人的法律制度。

　　《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第一款“凡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第二款“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证据规则》第53条规定：第一款“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为证人。”第二款“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上述《证据规则》第53条第一款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第70条第2款的规定基本相同。《证据规则》第53条第二款是对《民事诉讼法》的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证人资格的限制相对较多。

　　1、对于证人主体范围的界定不科学，将单位纳入证人范畴不妥。证人是指对案件事实能独立地借助其感官进行感知的自然人，证言必须是证人亲自接触、感知的事实，并就其亲身感知的案件事实所做的陈述。《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将单位视同自然人一样具有作证资格，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相符，也与当今世界各国证据法则的规定相悖。

　　2、对于自然人作证范围偏窄。当今世界各国证据立法对证人资格的限制越来越少，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假定为具有作证资格。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人“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限制含糊不清，容易引起法官不同理解，导致排除生理上有缺陷的人和儿童的作证资格。这样使得原本有限的证人资源更加稀缺，限制法庭最大可能的有助于发现事实的信息的获取。

　　3、对一些特殊身份的人的作证问题（如法官、陪审员、律师、牧师、公证员能否充当证人），法律缺乏特殊证人免证权的规定。

　　4、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必须是亲自耳闻目睹案件事实的人。法律规定仅要求证人“知道案情”是不够的，因为知道包括亲眼目睹和道听途说（相当于英美法系中的“传闻证据”），如果不能排除传闻证据，那么不利于保障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二）对证人无法出庭例外情形的规定过于宽松

　　《民事诉讼法》第70条第二款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法律允许证人在特定的情况下不出庭，可以提交书面证言作证。但《民事诉讼法》对“确有困难”未作界定，均由法官自由裁量，司法实践中，大部分证人不愿出庭，滥用“确有困难”，己习以为常。《证据规定》第56条第一款详列了“确有困难”的情形：(一)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 (五)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证据规定》虽然对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几种情况作了限定，但范围依然含糊不清。而兜底条款第五条为证人逃避出庭作证义务提供了“万金油”理由。宽泛的例外情形违反了证人有出庭作证义务这一法律规定的初衷，不利于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

　　（三）对伪证行为的预防和制裁缺乏力度

　　首先，因为我们的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缺乏证人宣誓制度和完备的证人询问制度，从而使伪证的预防缺乏有效途径。此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虽然对证人作伪证的处罚有原则性的规定：“诉讼参与人与其他人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害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们法院可以根据情节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我国刑法第305条规定的“伪证罪”仅限于刑事诉讼中，“罪行法定”原则，故民事诉讼案件中作伪证的证人不能受到刑事制裁，制裁措施缺乏威慑力。而审判过程中法官由于法律对证人伪证行为的处罚、制裁措施不力，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很少制裁民事诉讼中证人的伪证行为，口头批评教育或是是训诫了之，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四）对证人应享有的权利不予重视

　　1、对证人经济补偿的规定没有可操作性

　　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我国在《证据规定》第54条第3款有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这一规定过于简单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产生以下二个问题：一是何谓“合理费用”，费用的具体计算标准是什么，如何补偿救济证人因出庭作证遭受的损失，自动获得还是须经申请获得证人经济补偿，何时获得证人经济补偿等问题均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二是对费用的支付方式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费用是直接由当事人向证人支付还是当事人交给法院然后由法院付给证人，《证据规定》仅规定“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据此，许多人认为可以直接由当事人向证人支付，这样就很可能出现当事人贿买证人作伪证的现象，如此有悖于证人出庭作证宗旨的实现。

　　2、缺乏应有的事前保护证人机制

【裁判文书范例二】
张向荣等人故意杀人一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二审判决改变罪名）
【文书要点】
1、本案系无期徒刑案件。
2、部分被告人和原审附带民事原告人提出上诉。
3、原审附带民事原告人委托了诉讼代理人，注意在首部和其它部分对代理人的不同表述。
4、注意文书中字体加黑部分和判决结果部分改判内容的写法、格式。

【文书特点】
本案系共同犯罪，文书在理由部分分清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刑事责任的前提下，依次表明了该如何惩处，罪责明晰，条理清楚。文书在证据列举方面也特点突出，与事实认定上的案件起因、纠集过程、凶器来源、打击部位、罪责作用等均能相互照应，充分体现了用事实说话的作用。本案系原判引用法律不当而导致二审将重罪名改判为轻罪名。如果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只是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可以判决变更罪名【文书样式第57页第6项】。

（注：文书编辑时有修改）
【裁判文书范例二】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2005）陕刑一终字第354号

原公诉机关渭南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男，62岁，1943年5月22日出生于陕西省潼关县，汉族，初中文化，陕西省地质六队退休职工，住潼关县南头乡坡头村一组。系被害人赵彦春之父。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银芳，女，57岁，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址同上。系被害人赵彦春之母。
委托代理人【文书样式第59页】施天祥，陕西众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向荣，男，48岁，1957年9月5日出生于陕西省潼关县，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潼关县桐峪镇李家村七组。1994年7月16日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收容审查，1996年2月15日解除收容审查并取保候审，2004年6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潼关县看守所。
辩护人柳恩敬，陕西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文书样式第56页3项】刘金锋，男，32岁，1973年1月13日出生于陕西省洛南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洛南县保安镇八道河村三组。2004年6月25日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潼关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黎宁生，男，38岁，1966年11月14日出生于陕西省潼关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潼关县桐峪镇李家村五组。1995年4月14日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收容审查，同年12月14日解除收容审查，2004年6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2005年3月9日被取保候审。
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渭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张向荣、刘金锋、黎宁生犯故意杀人罪、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周银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文书样式第59页】，于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作出（2005）渭中法刑一初字第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张向荣及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周银芳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于2005年8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文书样式第56页】，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1994年5月1日晚，被告人张向荣听说自己雇佣的民工被抢，即告知了被告人黎宁生，并伙同被告人刘金锋、黎宁生等人一起乘卡车寻找失散的民工，并抓抢民工的人。当车行至潼关县太要镇金玉饭店门口时，车上民工发现刚才抢钱的四个男青年正在那儿闲转，即跳下车分头追赶。张向荣、刘金锋、黎宁生等将被害人赵彦春追进金玉饭店对面的矿山停车场6号房内，黎宁生持菜刀、张向荣持砍刀在赵彦春头、背等部位乱砍，刘金锋持匕首在赵彦春肋部猛刺一刀，致赵倒地后，三人逃离现场。赵彦春被他人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于5月3日11时50分死亡。【注：此处还应写“经法医鉴定”】。1998年1月19日，被害人之母周银芳经他人调解，与张向荣、黎宁生达成赔偿协议，由张向荣、黎宁生赔偿周银芳45000元，且已支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周银芳具状诉请判令三被告人赔偿其经济损失。据此，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向荣、刘金锋、黎宁生不计后果，持砍刀、匕首等凶器行凶，致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张向荣因民工被抢而纠集黎宁生，黎宁生又纠集刘金锋，在作案过程中，被告人刘金锋持匕首捅被害人肋部，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被告人张向荣、黎宁生分别持砍刀、菜刀砍切被害人之行为加速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均应依法惩处。由于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但应根据法律规定依法确定赔偿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五条一款、第五十七条一款、第三十六条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张向荣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刘金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黎宁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由被告人刘金锋、张向荣、黎宁生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周银芳丧葬费、死亡补偿金45000元（已付）。
张向荣上诉称，他并未纠集黎宁生，也未进入致死被害人的现场，未实施杀害被害人赵彦春的行为；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而使他作出有罪供述；认定他参与杀人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辩护人提出，张向荣既未纠集任何人，也未进入致死被害人的现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张向荣没有杀人故意，原判定罪不当，量刑有重。
赵兴武、周银芳上诉要求改判张向荣死刑并增加赔偿数额。
诉讼代理人提出相同的代理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张向荣与原审被告人刘金锋、黎宁生致死被害人赵彦春【因后面涉及罪名的变更而如此表述】及造成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兴武、周银芳经济损失的事实是清楚的。有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白立新、?小鹏、?小刚（均系赵彦春朋友）证明，2004年5月1日，他们和赵彦春在太要闲转，天黑后，白立新提出抢点钱，其余三人表示同意。走到西堡障路口时，有五六个民工往李家村方向走，白立新便将其中一个民工拉到路边压倒，?小刚和?小鹏对该民工拳打脚踢，赵彦春扔了一块砖头，吓跑了其他民工，他们抢了10元钱。后他们在太要镇金玉饭店门外等车时，从李家村方向来了一辆解放牌汽车，车上拉了二三十【文书样式第3页】人。车到他们身边停下，车上有人喊：“就是这四个，打！”车上的人跳下来，手里拿着刀、棍等。他们急忙四散逃跑。
2、证人董保军（解放卡车司机）证明，当晚7点多，他和刘金锋酒后驾驶车主为车武安、车牌号为陕西05－04746的解放141型大货车，在李家村路口碰见黎宁生，黎称要开车去太要接民工，他就驾车和黎、刘往太要走。张向荣和十几个民工上了车，张拿了一把杀猪用的砍刀，站在驾驶室左侧脚踏板上，刘金锋带了一把刃宽四五公分、能折叠的单刃刀。民工说还要到太要镇接人，行至金玉饭店门前，走来四个小伙子，车上的民工喊“就是这几个”。他停车后，车上的民工跳下来，那四个小伙子分头就跑，其中一个跑进了对面的停车场。张向荣第一个追进停车场，四五个民工和黎宁生、刘金锋跟在后面。二三分钟后，他将车调完头，进停车场的人陆续出来。
3、证人杨宗文（停车场负责人）证明，当晚9时许，他在门房听到门外有嘈杂声，出门见有七八个拿刀、棍的人进了停车场，有一个被追的人跑进了6号房。只有三个人追进房子，紧接着就听到房内有人喊救命。过了一二分钟，那几人从6号房里出来，低个子还说“再不服气，就朝死里弄”。被追的小伙子躺在地上，身上多处被砍伤，一侧肋下向外冒血。凶手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三人中，两高一低，低个拿杀猪刀，中等个拿单刃刀，高个持菜刀，低个用刀砍得最凶。听口音都是当地人，其中高个和低个肯定是当地人。
3、证人梁文华（停车场门卫）证明，当晚9时多，一个小伙子从外边跑来进了6号房，有六七个人在后面追，追赶的人拿杀猪刀、菜刀、棍等物。
4、证人汤景锋（司机）证明，当晚9点多，他从6号房刚出来，一个小伙子跑进房内，后面紧跟着三个成年男子。其中一个持刀、身高约1.70m、圆脸、操当地口音、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到他跟前，用刀指着他问是干什么的，这时有两个男子跑进6号房。拿刀的小伙子知道他是停车场司机后，也冲进6号房。他忙躲进5号房，在房内听到有人喊救命，还有人在说“我叫你再抢人”。不到两分钟，听到6号房有人出去了。
5、证人关申武（司机）证明，他和汤景峰等人在6号房隔壁的5号房时，突然听见隔壁有人喊“救命”，也有人喊“往死里打”，很快就没喊声了。他们出门看时，见李家村的张向荣带几个他不认识的人拿着刀、棍正从大门朝外走，张还催促后边的人快些。6号房内地上躺着一个小伙子，身上多处流血。
6、证人赵和庭（司机）证明，当时他正躺在停车场内车下修车，从停车场大门外跑进一个小伙子，后边跟着几个人吵吵嚷嚷地喊着什么。约半分钟后，被追的人跑进一间房子，追的人也跟进去了，过了一二分钟后就出来了。追的人中一直是一个人说话，口音是标准的太要一带的口音。
7、现场勘查笔录记载，现场位于潼关县太要街金玉饭店西的停车场内，场内东西长80m，南北宽50m，靠北墙东西方向盖有一排砖木结构的瓦房。中心现场位于西边房子由东向西第二间，门槛上及此处内外0.5×0.3m范围内有点片状血迹，室内西南角南北方向支一张单人床，床上被褥整齐，被子上及西南角墙上有点片状血迹。
8、潼关县公安局潼公刑技字［1994］第18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记载，死者赵彦春左眉向上3cm有一4×0.5cm的砍切创，呈左右方向，创沿、创壁、创底较齐，两创角较钝，创深达颅骨表面，左耳后有一2×0.2cm创口，特征同前创。颅骨无骨裂音。背部在15×15cm范围内有4处砍切创，最大的16×3cm，最小的4×0.5cm，其中左季肋部的创口为3.5×0.5cm，此创已清创缝合，所以特征不清，创深达内部腔隙，有气体涌出。左臀部的外侧有一呈左右方向的砍切创14×6cm，深达股骨干。在第十一肋间隙有脾脏外露，为胸腹腔联合损伤，脾脏上有一2×1cm的创口，左肺下叶有2×1cm的创口，两创特征相同，均为创沿、创壁、创底较齐，两创角均较锐，翻动尸体有约1000ml血液从此胸腹联合创口涌出。结论：赵燕春系由于全身多处损伤，失血、疼痛、惊恐等原因综合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9、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书证明，经对赵彦春的死亡原因及致命伤系何类凶器所致进行分析讨论，结论：（1）赵彦春左季肋部的3.5×0.5cm的深达胸腹腔的损伤为其死亡的致命伤，该损伤造成赵彦春脾脏破裂，肺脏破裂而引发失血性休克死亡。（2）赵燕春左季肋部的损伤符合刺切创的特征，致伤物应为有刃且有一定长度的具有刺切功能的锐器。（3）死者背部及股部的损伤符合砍创，对死亡起辅助作用。
10、扣押物品清单证明，公安机关于1994年5月5日自车主车武安处扣押车牌号为陕西05－04746、蓝色解放141型大货车，车武安于同年6月22将车领回。
11、证人黎金堂（李家村支书）证明，1998年1月，张向荣、黎宁生找他说赵彦春家属同意协商赵死亡一事，他见到赵母周银芳和家属代表张志成，周、张表示愿意协商。由作为民工代表的张向荣与作为死者赵彦春方代表的张志成签了协议。当天即付给了周银芳45000元，双方不再追究此事。
12、民事赔偿协议证明，由张向荣和周银芳就赵彦春被打死一事，双方达成部分民事赔偿协议，张向荣代表打人方给被害人一次性经济补偿45000元，双方不再相互追究责任。
13、上诉人张向荣供述，1994年5月1日下午6点多，原给他干过活的民工头杨志富到他家问他是否需要民工，他让杨把民工找来晚上上山干活。晚9时许，杨志富领来一个头上、口鼻都流血、眼睛被打青的小伙子，说叫来的民工在路上被四个年青人抢了不到100元，还把人打了，民工也被冲散了。他听后很生气，决定去抓抢民工的人，并找回民工。因找他的司机没找到，碰见黎宁生，黎得知此情后，叫了董保军和刘金锋开一辆解放141型卡车，他从家拿了一把杀猪用的砍刀上了车。行至西堡障路口上了一群人，杨志富说还有几个民工向太要方向跑了。车到太要镇金玉饭店门前时，见有四个人，车上的民工喊“就是这四个抢人了”，那四人四散而逃，车上的人也跳下车追赶。有一个小伙子跑进了对面的停车场，黎宁生、刘金锋和他相继追进停车场，后面还跟了几个民工。那小伙子跑进一间房子，刘金锋先到房门前和一个胖胖的、中等个的人说话，黎和他一前一后几乎同时进了房子。他见一个身高约1.70m、黑瘦的小伙子站在一张床前，脸上流血，黎手拿菜刀正在骂小伙子，他也骂小伙子敢抢他的民工，并拿砍刀向小伙子胳膊上砍，小伙子转身躲，被他在背上砍了两刀。这时刘金锋拿了个单刃匕首进来，他就拿刀出了停车场。
14、原审被告人刘金锋供述，当晚8点多，他和董保军酒后在李家村十字碰见黎宁生，黎说张向荣的民工被人抢了，让二人帮忙去抓抢人的人。董保军驾驶他所开的解放141卡车，张向荣带了二十多个四川民工上车，张拿了一把杀猪用的砍刀，站在驾驶室左侧脚踏板上。黎宁生拿一把菜刀。在金玉饭店门前，他顺手拿起驾驶室仪表台右侧上的一把水果刀（长约15cm、宽约5cm）和张向荣、黎宁生及几个民工进停车场追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这小伙子跑进一间房子，这时有个人正往外走，问他干什么，他说刚进房子的人把民工抢了，并反问那人是干什么的，知道那人是司机后，那人进了其他房间。在他和司机说话时，张向荣和黎宁生已进了房间，他也随后跟进去，张向荣拿杀猪刀在那小伙头、身上乱砍。黎宁生拿菜刀在小伙背上砍了至少两下。他拿刀子在小伙子肚子前侧捅了一刀后离开房间。他上车后，黎、张及民工也都在停车场门外上了车。路上，张向荣说把人打得重了。